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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
|名称=北京丰台区长辛店618厂明墓
|又名=
|发掘年份=1976
|发掘地区=北京
|所属朝代=明代
|所属年代=弘治八年（1495年）
|墓主身份=
|文物数量=近20件衣衾，女装8件
|文物类型=衣物
|文物款式=半臂、马面裙
|收藏机构=首都博物馆
}}

==《纹样探微与墓主推测——由长辛店618厂明墓引发的思考》==
内容提要：长辛店618厂明墓出土织物二十余件，在北京明代织绣考古的收获中，已属珍贵。本文以其丝绸衣物为中心，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探讨了与纹样有关的问题。考订双鹿纹方补图案的含义，推敲团鸟纹方补上禽鸟的命名，缕述折枝团花纹和四季花卉纹在明代织物上的表现，说明格纹、卍字、西番莲、凤穿花等纹样的使用。最后对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试作推定，认为墓主很可能是英国公张懋之母吴氏，入葬在弘治八年。<ref>周少华.纹样探微与墓主推测——由长辛店618厂明墓引发的思考[J].故宫学刊, 2022(1):389-408.</ref>

在北京明代织绣考古的收获中，丰台区长辛店618厂明墓地位重要。它发掘于1976年4月，出土了近20件衣衾，且不乏精品，墓葬年代推断在明中期。或许受出土时代等种种因素制约，对这批织物，当时未见简报，至今也少有刊布。实物信息不丰，加之墓葬年代相对模糊，使得研究捉襟见肘，成果寥若晨星。不过，几件丝绸衣物已见资料发表，墓主身份也有线索可寻，围绕它们，还能做一些具体的讨论。本文即利用已经披露的618厂明墓资料，结合明代工艺美术的其他出土物及传世品，辅以可靠文献记载，探讨几种纹样所关联的问题，并尝试推论墓主身份与入葬年代。

===一两种补子图案===

====（一）双鹿纹方补====
长辛店618厂明墓所出的衣物中，两件补服织造精美，保存良好，补子图案尤其引人注目。对它们，以往研究曾经引用，但未能详细讨论，尚存探求空间，颇有剩义可言。

补服中一件是“驼色暗花缎织金鹿纹方补斜襟短棉袄”〔图1〕，面料为正反五枚褐色暗花缎，满布四合如意云纹，前胸和后背各有一方织金补子，其图案相同：在波浪翻滚的海边，两头梅花鹿缓步徐行，前方的一头口衔灵芝，回首望向身后的伙伴；稍远处山石峙立，其间长有“岁寒三友”——松、竹、梅；天空祥云缭绕，一位仙人衣带飘举，手捧供品，正在降临人间〔图2〕。

明代，勋贵职官的常服要搭配或织或绣的补子，受此规制的带动，当时的补服蔚为大观。特别到中后期，其拥有者可以不是官身，纹样还常常逾越禁限。而618厂明墓这件补服上的鹿纹，既非官补题材，又非禁约纹样。能稍加说明的，大概还是它的意义。其实，只要粗知中国古代文化，对鹿纹就该有格外地敏感。在吉祥图案发展、繁荣的时期，它被用来象征长寿、指代厚禄，实例不胜枚举。而在文献里，还保留着与之相关的难得的“巧合”。由元入明的陈谟有诗咏《寿星图》:“云根一丈人，长眉如柳青。调笑赤松子，出入紫薇庭。文鹿衔芝草，金童把玉经。武帝何由识，空瞻南极星。”诗歌大半内容应是在叙说画面，其中，“文鹿衔芝草”一句，竟与这件补子表现的情景高度吻合，说明这种图形可能由来已久，甚至俨然程式。
松、竹、梅象征傲霜耐寒、品质高洁，是它们被文人歌颂、为图案选择的主要原因，但这三者的寓意实际不止于此，还有引申。在明代，有人以松竹组成《双清图》，庆祝亲友花甲之寿，这是因为“凡植物之难老者，盖莫如松竹”；²还有人咏《梅竹寿意图》，最后说“愿梅结子竹生孙，长作山中岁寒友”³。松、竹、梅的形象，也被赋予了长寿的意义。除去寓意，关于这种纹样组合，另有两点值得一提。南京玄武区板仓村正德十二年（1517）魏国公徐傭墓出土袍服的补子上，也带松、竹、梅形象，此外，纹样中更主要的是“天鹿”，点缀的有祥云、有杂宝⁴〔图3〕。瑞兽和松、竹、梅，以及云纹等元素的并用，与618厂明墓这面补子，颇有可比之处，那时，这般装饰或是风尚?在明代前中期，声气相通的“三友”与山石形象，又见于瓷器，这样的青花盘新近还在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麓出土了，时代约为中期的正统至天顺间〔图4〕。这里揭示的，起码有一定时期内某种装饰可能演为典型、不同工艺品类在纹饰上存在借
''鉴。''

补子顶端，仙人手上所捧的“供品”形象朦胧，但仔细分辨尚能看出，那应为盆中的珊瑚〔图5〕。在工艺美术装饰中，珊瑚还能与珠、钱、磬、书、画、祥云、方胜、犀角、灵芝、元宝、金锭、银锭等，组成杂宝纹，因题材本身含义吉祥，到元代，以其中8种凑成的八宝，在织物上已经十分流行²。今人指出，珊瑚可能象征高贵、发达³。而在明人那里，也借它来祝愿长寿。明早中期的姚夔作诗为同僚之母庆九十初度，有“彩衣载拜称寿觞，珊瑚玉佩鸣琳琅”之句，珊瑚即与拜寿情景相联系。嘉万之间的王世贞贺“喻处州父太翁”八十寿辰，诗里写道“寿翁珊瑚未肯顾”，以珊瑚作礼不一定是真，但珊瑚可表庆寿之意，却很清楚。而明末蔡道宪说得还要明白，“宪也手持海上珊瑚枝，以寿明公太母之六十”。虽然后两例年代较晚，但珊瑚与寿意的对应，形成相信要早。形象的含义可能包括多层，补子上的珊瑚图案或许同时寄予着时人关于高贵、发达、长寿以至更丰富的祝福和愿景，只是与鹿、芝乃至松、竹、梅等形象结合，令庆寿的意义尤为突显。明代类书《山堂肆考》中说，珊瑚树属于瑶草，仙人用它们来合丹药”。丹药又易让人想到长生，故珊瑚与益寿延年建立关联，就顺理成章。它要由仙人捧出，原因或也在此，另外，还能赞美服用者，并衬托其身份的非比寻常。

在明代的补子图案里，用于标识官员身份、品级的那些是当然的主流。另外，也有一些为节令而设计，刘若愚《酌中志》里就有内臣宫眷服用它们的记载’。因刘氏曾任职司礼监，亲历宫廷事，故其说应当可信。上文考证显示，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双鹿纹补子“寿”意满满，若再考虑到明代时令补子的存在，则不禁联想，它有无可能是为庆寿这样的活动而特意设计、织造的呢?惜目前仍证据欠丰，未敢贸然论断，只能暂备此说。

====（二）团鸟纹方补====
618厂明墓出土的另一件补服为驼色暗花缎织金方补女上衣〔图6〕，前后补子纹样为四合如意云纹，中间两只禽鸟盘旋相戏²〔图7〕。如今，涉及它们的地方都将图案称为“团凤”。不过，若与明代其他织物参看，则不免怀疑：补子上表现的当真是凤吗?它们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簇冠羽弯曲上翘、多支尾羽紧窄修长，与南昌弘治十七年（1504）宁靖王夫人吴氏墓霞帔上表现的禽鸟〔图8〕大显亲缘，应为同类。霞帔关乎礼制，见诸文献记载，吴氏身份明确，可与文献对证，因此，要推敲这对禽鸟的种类，还可从这件著名的霞帔入手。
吴氏墓简报发表时，称“压金彩绣云霞凤纹霞帔”，但此后的研究者却易“凤”为“翟”，如此修正不为无据。有力的支持首先来自霞帔之间直观的对比。江西南城万历间益宣王继妃孙氏棺中，也出土过一件霞帔〔图9〕，简报及后来的报告集中称其装饰为“云凤纹”，这里的命名相信准确，孙氏为亲王妃，按明代冠服制度，她的霞帔合用“云霞凤纹”。这件霞帔上的凤鸟头部有多簇冠羽翘起，细长的颈下还有多束羽毛飘扬，尾部或呈锯齿形，或作翻卷状。而吴氏墓霞帔的禽鸟形象与此多有不同。吴氏只封夫人，级别次于亲王妃，本就不该使用凤纹霞帔。且霞帔属礼服部分，悬于大衫之外，轻易也不敢逾制。故吴氏墓霞帔应符合主人身份，上面表现的，恐并非凤纹。亲王夫人霞帔为何等规制，明代典籍中不见明言。不过，对亲王妃之下的郡王妃，明确记载霞帔和金坠子要用云霞翟纹，郡主亦与之相同²。据此，江西南昌宁康王女菊潭郡主墓出土的霞帔坠子³〔图10〕，级刻的该为翟纹，而它的形象与吴氏墓霞帔所见也几乎一致。所以，吴氏墓霞帔上，还有618厂明墓补子上的禽鸟，大概同样是翟。

倘若这个判断成立，那么由形象、制度分析，已知出土和传世的明代工艺作品中，纹样或造型取自翟鸟的另可辨别出若干，它们主要是金银的帔坠和发簪。除菊潭郡主墓所见，帔坠还发现在安徽歙县黄山仪表厂墓葬〔图11〕、甘肃兰州上西园明墓⁵、江西新建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合葬墓，北京艺术博物馆又有永乐间银作局的制品收藏〔图12〕。发簪有时成对，见于北京右安门外万贵墓²〔图13〕、江苏南京徐傭夫妇墓³、江西南昌石城辅国将军朱拱禄墓⁴，北京艺术博物馆还有银作局弘治年铭的传世作品⁵〔图14〕。明初，随着舆服制度的确立，翟鸟成为后妃、命妇冠服的重要装饰题材，适用的品级、可施的技法、附丽的材料载在典章、班班可考，今见的这些实物遗存就大多与此有关。翟纹以外，另一种禽鸟题材的帔坠、发簪也知多例，其形象与翟纹判然有别，每作钩喙、花冠、火焰状尾羽〔图15〕，它们应是凤鸟，按照制度，等级更高。

就织绣而言，在迄今刊布的明代资料中，可以指实的装饰翟鸟纹的还有一件，即上海松江岳山家族墓M1女性的圆领缎裙。由发表的图片观察，它以金线在胸前和襟缘做出复杂精细的翟鸟、花卉及海水江牙，比618厂明墓的这件上衣更加华美〔图16〕。但有些遗憾，墓中未能提供有关墓主、年代的确切信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明制当中，有命妇霞帔子“公侯及一品二品，金绣云霞翟文”的内容。这不禁令人推想，墓主或许就是一位品级很高的命妇。当然，一个前提是她没有僭越规制。

近于拖沓的缕析只为说明，对长辛店618厂明墓这面补子，以及宁靖王夫人吴氏墓霞帔上的禽鸟形象，若概指为凤，则失之含混。在今见的著述、图录中，这样的疏忽恐怕并不罕见。因为关乎礼制，在以后作征引、论述时，审慎地分辨仍然必要。

除了618厂明墓的这件，形神逼肖的团鸟纹补再难觅踪影。北京南苑苇子坑正德十年夏儒夫妇墓随葬的一件缠枝莲暗花缎袍，据说配的是“云凤补”，但因简报粗略，对其详情尚不甚了了。尽管出土的补子鲜见，但有着团鸟图案的其他服饰还有遗存。也是在夏儒夫妇墓，伴出了“吉祥团凤暗花纱裙”“云纹团凤缎裙”。2情况更明晰的一件是八宝团凤云膝襕裙〔图17〕，它出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³

===二两种花卉纹样===

====（一）折枝团花纹====
长辛店618厂明墓里发现一件“杂宝花卉纹缎半臂”〔图18〕，形制为方领、对襟、出肩袖，以纹纬与奇数的经丝交织起花，纬线与经线同色，图案为花卉之间填充方胜、银锭、铜钱、犀角等杂宝，布局满密，效果热烈。花卉中有五瓣梅花状者，它们形体较小，掩映在杂宝之中，更为醒目的还是折枝花。后者所见花卉种类有二：一种花头严谨规整，花蕊、内瓣、外瓣界限清晰，花瓣细窄紧密，颇像菊花；另一种花头自由张扬，有些可见三层界限，花瓣数少、宽大，仿佛牡丹。两种折枝花图案，皆为单个花头居中，外围环绕一周叶片，大致构成团形〔图19〕。

装饰着相仿折枝团花的明代丝绸出土已多，若不考虑花卉种类，只根据外在形式，可将这些纹样分作两种类型。第一类，花头周围叶片形状较统一，向心弯曲幅度较小，距离均衡，观感疏朗，发现实例颇丰〔表1，图20—28〕；第二类，叶片形状富于变化，向心弯曲幅度更大，互相连接紧密，围合成更加规矩的

表1明代折枝团花纹（第一类）丝绸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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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
|相关身份
|年代
|地区
|-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
|亲王夫人
|弘治十七年（1504）
|江西南昌²
|-
|戴缙墓
|南京礼部尚书
|正德八年（1513）
|广东广州³
|-
|徐铺墓
|魏国公
|正德十二年（1517）
|江苏南京
|-
|张懋夫妇合葬墓
|处士
|正德十五年（1520）
|湖北武穴
|-
|徐蕃夫妇合葬墓
|工部侍郎
|嘉靖十一年（1532）
|江苏泰州⁶
|-
|杨钊墓
|昭毅将军
|嘉靖十四年（1535）
|宁夏盐池⁷
|-
|杨钊兄弟辈墓
|
|约嘉靖年间
|宁夏盐池
|-
|刘湘夫妇合葬墓
|处士
|夫嘉靖二十年（1541）

妇嘉靖三十七年（1558）
|江苏泰州⁹
|-
|森森庄明墓
|
|约嘉靖年间
|江苏泰州
|-
|王洛家族墓
|镇江卫指挥使妻，南康县丞继配
|盛氏嘉靖十九年（1540）徐氏嘉靖至万历间
|江苏常州"
|-
|薛鳌夫妇合葬墓
|宁海州判
|嘉靖四十四年（1565）
|江苏江阴"
|}



折枝团花纹在当年的流行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服用阶层之众，由以上罗列可见一斑。仅就这些考古资料来看，前后半个多世纪、自西北到东南、从平民处士到亲王夫人，折枝团花都大受喜爱，几成时代装饰经典。阙碧芬曾留意到折枝团花在明中期墓葬文物里的反复出现，织物以外，还举出了成化青花瓷上的实例。因其构图近乎团花，或谓轮形，所以她认为，《明史·舆服志》中，永乐三年（1405年）所定皇后、皇太子妃冠服（礼服）上装饰的“小轮花”，应即这种样式’。推断有理，然尚有讨论余地。《舆服志》的记载应是承袭自《万历大明会典》等明代政书，而若检核《明太宗实录》，则永乐三年有过服制更张之说，就显得大为可疑，以上规定更有可能成于洪武后期²。至于“小轮花”样式究竟如何，以当时织物比对观察已不可行，但还有洪武至永乐间景德镇瓷器的纹样可资参照。其上相似折枝花的存在（图30—32），为阙氏的观点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而且还隐约提示着，“小轮花”或许更接近上文分出的第一种类型。等到万历时期，无论第一还是第二种类型的折枝团花，在织物上都已基本绝迹，而在御窑瓷器上，相近的纹样从嘉靖开始即有消却之势。出现这一时间差的原因，或是御窑瓷器装饰更易为帝王权要影响，变化可以很快，而民间服饰图案经受干扰较少，如果没有更受欢迎的新时样，多能长久流行。

在今见的明代织物上，折枝团花纹还有一种。山东邹城洪武二十三年（1390）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一件云龙纹暗花缎地平绣折枝四季杂花棉被，其缎地上刺绣的折枝花均作团形，中间皆有相对的两个绽开的花朵，上方还可见一个待放的花蕾，外围叶少枝多，在花纹轮廓范围内卷曲伸展。虽也是折枝团花，但整体形式与上文诸例迥异〔图33〕。明前期，这种花纹或曾重要，用它装饰的织物可能很多，然而到今天，朱檀墓这件棉被却几乎成了孑遗。

关于折枝团花，另有一点疑问需要提出。洪武五年，颁布命妇礼服之制，要求八品、九品的楷子上绣“摘枝团花”，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以后，规定依然如此。想来“摘枝”即同折枝，“摘枝团花”应即折枝团花。当年，它是何样式?是泛称，还是有特定类型可指?按目前的知识，还不能完满解答。

与618厂明墓的这件半臂一样，前引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的暗花缎，戴缙墓、徐傭墓、刘湘夫妇墓、盛氏和徐氏墓的衣物，也不仅织出了花卉，而且填充着杂宝。在明代高等级的宫廷丝绸上，还用杂宝，以及从杂宝脱胎的八宝，搭配团凤、团龙、团狮，这样的实物已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和定陵〔图34〕出土了。点缀杂宝或八宝纹样的织物在明代中晚期如此多见，反映的自然还是这种装饰意匠在那时的持久风行，风行的原因，则依旧是它们寓意吉祥。

====（二）四季花卉纹====
在618厂明墓，还随葬了数条缎裙，其中一件褐色的装饰缠枝四季花卉纹，花卉种类为牡丹、莲、菊、梅⁵〔图35〕。像这样，选取一年中不同时令开放的花朵共同组成图案的做法，能够追溯到北宋靖康时出现的“一年景”，故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沿用这个名称。这种最初被宋人视为“服妖”的纹样，随着岁月迁移、改朝换代，竟获得大发展，它在元代的流行已为学者指出”。

入明，四季花卉纹还与礼制建立了关联。按仪仗制度的规定，大驾卤簿、皇后卤簿及东宫等皇室仪仗中的扇，都有一些要装饰或绣或画的四季花’。能为礼制采纳，则纹样想必还在流行。于此，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在给予支持。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了两件绣有四季杂花的棉被，一件上花作折枝，上文已引，另一件上花为缠枝。所见花卉有萱花、牡丹、山茶、蜀葵、石榴、莲花、牵牛花、菊花、梅花等多种²，若与后世的四季花装饰比较，则搭配得过于自由让它们显得不够典型。正统四年（1439）正月，瓦剌来使将回，朝廷慷慨颁赏，赐给可汗的礼物中就有“织金胸背麒麟并四宝四季花裕护比甲各一”，这也多少透露着四季花卉纹饰在那时织物上的行用，不过，对花卉的种类难悉其详。

对时代稍晚的明朝四季花卉纹织物，如今认识较多。与朱檀墓所见相比，花卉种类缩减，单件上每为四种。在泰州刘鉴夫妇墓，四季花卉纹的丝绸收获很多，包括长衫、扎带、铭旌、寝单、袄、巾等数件，所见花纹种类都是牡丹、莲花、菊花、梅花。覆盖刘妻田氏的寝单有清晰的图像发表，上面
的四季花作缠枝形式，构图满密，然花朵形象小巧雅致⁴。苏州虎丘明中晚期墓葬里，出土一件“真丝右衽交领短袖单衫”，简报称它的装饰纹样是缠枝四季花，但具体是哪几种花没有交代。泰州刘湘夫妇墓随葬的一条花缎帕，装饰着缠枝的牡丹、莲花、菊花、梅花。常州王昶继配徐氏墓内发现的棉裙，在梅花、莲花、菊花、芙蓉的缠枝组合之中，还串联着如意、飞舞着蜜蜂，相信象征四季丰收，布局为三排一个循环，似菊花自成一排，另两排花型交错〔图36〕。嘉兴万历年间李家坟明墓M1出土了织金绸裙，面貌竟与之酷似。徐氏约入葬在嘉靖至万历间，两墓时间逼近、相距不远，这似乎说明，在嘉万时期的江南，尤其是今天长江三角洲一带，这样的组合曾经风行。以上实物相信已可说明四季花卉纹在明代中晚期民间的风行，比起它们，文献尽管乏弱，但仍有线索，如《金瓶梅》中就写过，潘金莲的绣鞋有大红四季花缎的。

官府的产品更为精致，它们主要得自定陵。孝靖后棺内出有四匹织金缠枝四季花卉缎，其中三匹上花卉种类是牡丹、莲花、菊花、芙蓉〔图37〕，另一匹不见芙蓉，而选用了茶花。布局为每排一个花型，四排一个循环，花头硕大，形象写实²。在故宫博物院等地，还保留着明代宫廷中四季花卉纹织物的传世品，时代应多属明晚期，有的能确认为万历。它们或织金、或妆花，色彩能极其丰富，又常常对比鲜明，花卉若作缠枝形式，则排列紧密，有繁缛之感。³联系出土和传世两类实例的题材看，发展到晚明，四季花卉的组合中，时令清晰的牡丹、莲花、菊花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

缠枝构图自属典型，此外，四季花卉也可作折枝表现。上述王洛家族墓中盛氏、徐氏衣物上的折枝团花，大概就采用了四季花的意匠。在定陵，还得到过形象更写实、布局更严整的实例⁴。
据以上缕述，基本能够了解，明代织物上的四季花卉纹，往往由牡丹、莲花、菊花、芙蓉、梅花选搭组成，花卉的种类较为固定，明代皇室卤簿、仪仗上的“四季花”恐怕也脱不出这个范围；构图上翻转盘绕的缠枝代表着时代主流，花头硕大、写实，即令取侧面，形象也颇饱满。花卉种类的有限、构图形式的相似，并未引出织物装饰面貌的单调。因为，织造技术发展在推动着纹彩的变化，此外还有布局可以创新，还有辅纹可以增加。一些辅纹还饶有意义，如上述徐氏墓与李家坟明墓两例所见的如意、蜜蜂，反映的就有吉祥图案发展的大潮流。

学者早在强调，古代，统治集团引领社会风气⁵，只要制度许可，帝王以至社会上层的衣着服用会被天下蜂然景从。小巧的折枝花，清新优雅，散漫的杂宝纹，寓意吉祥，婉转的缠枝四季花，丰满秀美。对它们，皇室贵族乐于取用，还将小轮花、四季花纳入了仪典。这样，有了上层的榜样，又不见等级的限定，接踵而至的就会是中下层百姓的追捧。对此，墓葬中连续的发现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

三其他纹样

在618厂明墓出土的衣物里，除了前文涉及的四件，另有一件夹袄、三条缎裙已见资料发表。尽管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但就纹样还是能挖掘一点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稍加叙说。

“酱色方格纹暗花缎斜襟夹袄”〔图38〕，纹样简洁严整，称方格固然可以，称菱格或许更好〔图39〕。单就纹样而言，夏儒夫妇墓出土的那条“方棋纹锦夹被”，与这件夹袄的相信大同小异。只用格纹装饰的明代织物，在此之外已经罕见。这样的面料织造应不繁难，但遗存的稀缺隐约透露着制作的不盛，原因或是图案过于简单，上层不太爱重。在丝绸上，格纹更多还是作地，格中、格上每每要再安排其他复
杂纹样。

当年，会较多以纯粹格纹装饰的，大概是棉布。元末文献记录松江棉布的图案，就说到有“棋局”，想来与夏儒夫妇墓夹被上的“方棋纹”一样，都是格纹。明代花格布在江苏泰州胡玉墓还有出土，蓝白相间，年代应属弘治。棉布价廉适用，元代以后，中下层民众的衣衾面料已往往是它，花纹可以织出，但印染更加便利，若只印染格纹，又该尤其便利。综合史料、实物和这些条件考虑，格纹棉布在元明时代的盛行，应不会是臆想。

“浅驼色四合连云纹暗花缎裙”〔图40〕，图案典型，却未免单一。它所提示的，是云纹在明代织物上不曾消歇的风靡。对那时的各种云纹，学界现在研究已多²。

“己字地西番莲纹暗花缎裙”〔图41〕、“驼色缠枝莲地凤襕妆花缎裙”〔图42〕的纹样，又在诉说明代织物装饰中，花卉题材占着压倒性优势。明代，西番莲纹曾见于服用的禁令，那是在天顺二年（1458年），英宗皇帝下诏，“禁官民人等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及姜黄、柳黄、明黄、玄色、绿等衣服”。“大西番莲”的“大”应指花纹规模，故要禁的并非所有西番莲纹，较小的相信还能使用。但对大与小的界定，如今已不明了。故这件缎裙上的纹样是否符合规矩，难以判断。己字用为地纹，元代流行，明代更甚，这样的织物在明代中晚期墓葬中已数次出土，如夏儒夫妇墓里配有

“吉祥纹”的暗花罗袍1。在故宫等处，卍字与缠枝莲、蝴蝶纹、扇子纹等共同作装饰的传世品也有保存2。

明代织物上，缠枝莲纹所在多有，只夏儒夫妇墓，以之装饰的衣衾就有六件3。在618厂明墓这件驼色缎裙上，莲纹与常见明代中晚期的实例，形象不殊〔图43〕。更值得注意的是“凤襕”这一图案单元。由现有图像观察，襕内纹样实际应是凤穿花〔图44〕。织有相似膝襕的衣服，在宁靖王夫人吴氏墓中也发现了，即上文引到的那件八宝团凤纹膝襕裙4〔图45〕。而夏儒夫妇墓中，还出土了以凤穿花装饰的暗花纱女上衣、带凤穿牡丹纹样的妆花缎褥5。

===四关于墓主身份及墓葬年代的推测===
发掘以后数十年来，长辛店618厂明墓的下葬年代未明，墓主身份未清。在提到它的地方，其时代多标注为明中期，墓主则鲜有道及。既然墓中的发现珍贵非常，那么这样的模棱就不免遗憾。若考订出年代及墓主的信息，或给出它们的可能，对未来的研究相信多少有些助益。

在已有的论文、著作及网站资料中，似乎仅《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所收赵秀珍《北京地区织绣艺术》（以下简称“赵文”）说到了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墓主，称之为“英国公吴氏”6。然而，翻检《明史》就会了解，有明一代授英国公爵者实为张氏，第一代张辅，二代为其子懋，谱系延续至明末7。尽管文章说法有误，但它指出的“英国公”仍为索解提供了方向。

长辛店618厂，如今已改为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的厂址位于张家坟之东、连山岗之南。在本文讨论的这座明墓发掘的年代，618厂占地与现在或许有所不同，但大体来说应无太大差距。而厂址毗邻的张家坟附近，恰是英国公张辅家族墓的所在，其中，张辅、张懋父子墓地据说原来规模宏大，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因占用建厂而被毁8。与张辅家族墓在方位上的高度接近，提示着618厂明墓大概就处于张氏茔地范围之内，其墓主很可能就是英国公家族成员。

赵文所说的“吴氏”或有所据，但所据为何，不得而知。甚为巧合的是，在文献中留下痕迹的英国公家族成员里，确有一位吴氏，身份还不同寻常，她是张辅的夫人、张懋的母亲。程敏政的《篁墩文集》和徐溥的《谦斋文录》，分别收有这位吴氏的行状9和墓志铭10（详见附录）。文中记载，吴氏于天顺七年诰封英国太夫人，弘治八年（1495）五月四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皇帝命礼部谕祭、工部治丧，土木堡之变张辅战死后，其衣冠葬在“卢沟桥西连三冈之原”，同年八月十日，吴氏祔葬（合葬）于此。因而，吴氏墓址应即张辅墓址，正处在618厂相近区域。

如再结合618厂明墓中织物的情形来观察，则明代史籍对吴氏之子张懋的评述，也变得耐人寻味。《明武宗实录》说：“当弘治时，四方鲜有兵革，孝宗颇优礼懋，每扈从车驾，止令佩刀，不衣重甲。而懋乃日事淫佚，侍妾百余人，服饰奢僭，至侵削军士以充其欲，累为言官所劾。”1王世贞《弇州续稿》又说：“懋为公者六十六年，为太师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经筵、监修国史，十主恩荣宴，郊祀宗庙多遣代行，富侈为东第冠，后庭数百人，皆曳罗绮。”2张懋所受礼遇一度优隆，这反倒使他恣意放纵，以致生活侈靡、行为不检。生活侈靡突出表现在服饰，由两则文献可知，张懋府中拥有的服饰不仅等级高贵，且数量一定庞大。至其母去世时，他已袭公爵四十五年，在颇受优礼的孝宗朝也历八年，想必此前即已富侈，奉母亦该格外殷厚。长辛店618厂明墓里的收获丰富精丽，与张懋当年的豪奢，竟有了一些遥相呼应的意味。

前文论述的618厂明墓织物纹饰，包括双鹿（搭配松竹梅、仙人等）、团鸟、凤穿花这三种动物纹，杂宝折枝花、四季花、西番莲、缠枝莲这四种花卉纹，方格、卍字这两种几何纹，以及四合连云纹。缘于明代花卉纹的持续繁荣，其附丽的出土及传世的织物，如果品种类同，则即使年代相距很久，也容易找到纹样的相似之处，而方格纹形象简单，卍字只是地纹，四合连云演为了程式，故它们于对比断代的意义都不很大。与之相比，包含上述三种动物的纹样，对年代推定更为有利。如前所述，祥云、瑞兽与松竹梅的组合，也见于正德间魏国公徐俌墓的补子；团鸟（凤）纹、凤穿花，又见于弘治间宁靖王夫人吴氏墓、正德间庆阳伯夏儒夫妇墓的裙服。它们与618厂明墓织物，都装饰了这些实例无多的纹样，或说明墓葬的时代相差不远，且主人属于相近阶层。由此，618厂明墓的年代，在明中期的基础上似可再限定为弘治、正德前后。那么，墓主为张懋之母吴氏，就显得更有可能。不过，考古发现毕竟有其偶然性，对入葬时间的这一推断，现在还只能是勉强的猜测。

综上所述，长辛店618厂明墓的墓主，当是英国公张氏家族的成员，而前言的信息、墓址的吻合、文献的呼应、纹样的共通，又在提示着为弘治八年入葬的张懋之母、英国太夫人吴氏的可能。然而，因赵文中“英国公吴氏”的出处语焉不详，这一推想终究难以坐实。确凿结论的求取，仍有俟于资料的继续刊布和研究。

===五 结语===
以上简单分析了长辛店618厂明墓丝绸所见纹样的有关问题，并推测了墓主身份和入葬时间，主要认识可归纳如下：

（1）双鹿纹方补图案满含“寿”意，它和它所在的袍服，或许是为了向生前的墓主庆寿而设计、织造。团鸟纹方补，以及今见明代帔坠、发簪上的相似禽鸟，恐并非一般认为的凤，极有可能是翟，联系制度、比对纹样，相信能减少定名的失误。

（2）半臂、褐色缎裙的纹样，代表着明代织物上典型的花卉图案造型与组合。前者所见单朵花头居中、周围枝叶环绕的团形折枝花，在明代中晚期曾广为流行，其间还常常填充寓意吉祥的杂宝。后者所见的四季花卉纹，终明代长盛不衰，花型上牡丹、莲花、菊花与芙蓉、梅花选择搭配，构图上缠枝居于主流。这两种花卉纹样在民间的风行，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皇室贵族服用和冠服仪仗制度的带动。

（3）夹袄及另几件缎裙的装饰题材，多简洁、或常见。格纹、卍字、云纹，形象单纯，近乎程式，更多用作地纹或辅纹。西番莲、缠枝莲反映的仍是明代花卉纹样的优势地位。膝襕内形似凤穿花的图案更有意义，它又在提示墓主身份应该高贵。

（4）长辛店618厂明墓墓主当为英国公张氏家族成员，存在是张懋之母、英国太夫人吴氏的可能。她入葬在弘治八年，亦符合之前对墓葬时代所作明中期的推定。

（5）舆服制度以至官府工艺美术，对时代装饰艺术的影响向来巨大，上文讨论的翟鸟、折枝团花、四季花卉纹样对此又给予了或多或少的支持。在明清时代这些看似题无剩义的装饰题材上，可能还有继续探索的余地。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
北京地区的明代织绣考古堪称硕果累累。1976年4月，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了近二十件明代衣衾。其中衣物有暗八仙黄缎方领坎肩、暗团凤纹斜襟短夹袄、云纹黄缎百褶裙、番莲黄缎百褶夹裙、斜方格黄缎斜襟夹袄、海水纹黄缎裙、黄缎引幡等，其中驼色云鹿纹补子斜襟短棉袄实为精品。<ref>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p20.</ref>

丰台区长辛店吕村英国公吴氏墓（现618厂）出土的织绣品中，缠枝莲地凤谰妆花缎裙，由两大片组成，驼色缎地，缠枝莲及祥凤襕。此裙提花规整，花型大而饱满，裙襕以莲花祥凤图案环绕整件裙围。它织造精细，花满地紧，图案亮丽。用料为名贵的妆花缎，是明代裙服的典型代表。<ref>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织绣卷.p23.</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