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虎丘明墓

苏州虎丘明墓

基本信息

名称	苏州虎丘明墓
发掘年份	1978
发掘地区	江苏
所属朝代	明代
文物数量	23件，其中服装14件
文物类型	衣物、饰品
文物款式	补服、便服、衣料、簪
收藏机构	苏州博物馆

《苏州虎丘明墓清理简报》

1978年春，苏州市虎丘大队在平整高邮坟时，发现古墓一座并上报，苏州博物馆遂派员前往清理。

一

该墓位于虎丘双利村（现虎丘村）东部，鸭脚浜以北约四百米，墓为长方形砖室结构，分左中右三室。三室并列，长3.98、宽2.88米。墓壁厚0.36米，下端用长0.42、宽0.2、厚0.13米背砖错缝平砌。砌至0.68米高处，放置宽0.34、厚0.22米石条。石条上覆盖三块长2.9、宽1.22、厚0.22米大石板。石板上分别有三层4～6厘米厚的石膏浇浆。慕室四周浇浆厚25～56厘米。中室东西两壁，在距墓底0.13米的高处，相对各置一小龛，龛高0.13、宽0.13、进深0.29米。龛呈壺门状与左右两室相通。三室各置一棺，棺木保存基本完好。棺外器棕黑色漆。棺内鞣棕红色漆。棺盖与棺用锭榫嵌合。棺内尸体均已腐烂，右室尸体头和四肢先用多层黄纸缠裹，尔后从头至脚用二层白布包裹。每一层白布从上至下对胸各打有十五个抽结，每一抽结间距为10厘米左右。

二

墓内随葬品有织物、铜镜、饰件等23件。分述如下：

织物15件。均在中墓室内出土，9件穿在墓主身上，6件叠放在墓主下半身，分补服、便服、衣料等。

补服5件：

标本3号，真丝盘领右衽袍。（图一）身长1.28、袖长1.18、袖宽0.45米。黄色，云纹地，胸背各织有麒麟纹补子一方（图二），补子长0.38、宽0.37米，另在左右肋下各缝一条本色质料制成当时称为“摆”的阔边。衣服面子组织，地部为纬二重，花部为麒麟纹。托肩为平纹地纱起花。

标本5号，真丝盘领右衽袍。身长1.28、袖长1.18、袖宽0.45米。绯色，云纹地，胸、背各织有麒麟纹补子一方。补子长0.4、宽0.38米，左右肋下各缝一条阔边，衣服组织同上述标本3号。

标本8号，真丝合领夹衫。（图四）身长1.25、袖长1.38、袖宽0.47米。黄色，云纹地。胸、背各织有麒麟纹补子一方。补子长0.40、宽0.38米。衣服面子地部为素缎，花部为麒麟纹，里子为单层花缎。

标本12号，真丝盘领右衽袍。身长1.28、袖长1.28、袖宽0.45米。黄色，云地纹，胸、背各有孔雀补子一方，每方孔雀各一对。补子长0.38、宽0.37米。左右肋下各缝有一条阔边，织物结构同标本3号。

标本15号，真丝盘领右衽袍。身长1.28、袖长1.18、袖宽0.46米。黄色，万地云纹。胸、背各缀刺绣孔雀补子一方。（图三）补子长0.38、宽0.37米。左右肋下各缝有一条阔边，面子为单层花缎，托肩为平地纱起花。

便服9件。

标本1号，真丝交领右衽夹衫。身长1.17、袖长1.07、袖宽0.39米。黄色，万地云纹。衣服面子组织为单层花缎，里子为素缎。

标本2号，真丝交领右衽棉袍。身长1.17、袖长1.07、袖宽0.39米。黄褐色，万地云纹。该服面子组织为菱形纹花绫，里子为斜纹，托肩为平纹。

标本4号，真丝右衽短袖交领单衫。身长1.24、袖长0.58、袖宽0.47米。黄色，缠枝四季花。织物结构为单层提花。

标本6号，真丝交领右衽短袖单衫。身长1.24、袖长0.58、袖宽0.47米。黄色，云纹地，衣服面子组织为纬二重，托肩为平纹地纱起花。

标本7号，真丝交领右衽短袖单衫（图五）。身长1.24、袖长0.58、袖宽0.47米。黄色，云纹地，组织为平纹。

标本9号，细丝交领右衽单衫。身长1.31、袖长1.18、袖宽0.44米。褐黄色，素纹。前襟的腰际横有一禤，禤下打满折袍。面子为納丝，组织平纹，托肩为真丝平纹地上纱起花。

标本10号，真丝交领右衽单衫。身长1.17、袖长1.07、袖宽0.39米。黄色，万地云纹，花缎。衣服面子组织为真丝单层花缎，托肩为真丝平纹地纱起花。

标本13号，真丝交领右衽单衫（图六）。身长1.20、袖长1.11、袖宽0.40米。黄色，衣服面子单层花缎，夔龙纹（图七）。衬领为真丝平纹绸，左右肋下各缝有一阔边。

标本14号，真丝交领右衽单衫。身长1.13、单袖长1.18、袖宽0.44米。黄色，鱼鳞纹花绫，前襟的腰际横有一禤，禤下打满折祠。

衣料1块。

标本11号，真丝单层花缎料。

铜镜2件，出土时均镶嵌在棺内档头板上。

标本16号，素面小钮镜。右室内出土。标本17号，仿汉规矩纹镜。中室内出土。银质鎏金耳坠3件。均在右室内出土。

标本18、19号，耳坠形状为一手执带状物小孩，上配有一“S”状环。刻工精细，形象生动。

标本20号，耳坠形状为一朵白兰花，上配有一“S”状环。

银质头簪3件。均在右室出土。

标本22、23号，形如锡状。

标本23号，凤形簪。

三

该墓未发现墓志，有关墓的时代和墓主身份，只能根据出土的织物花样，铜镜纹饰等随葬品进行判断，墓中出土的织物花样主要有祥云纹、万字纹、如意纹、缠枝四季花等，均是明代常见的织物纹样。出土两铜镜，一为素面，一为仿汉规矩纹镜，两镜小钮，仿汉镜的纹饰，线条浑圆，较粗笨，具有明代仿古镜的特点。另外，出土官服也具备明代服饰特点，如清代官服，其下摆，袖口及补子四周都用不同颜色织物镶边。明代补子的尺寸也大于清代补子。明代补子尺寸一般为40厘米左右，清代补子一般在30厘米左右。且明代补子织在大襟袍上，清代因补子前片都在中间剖开，故一般缝在对襟褂子上。明代文官补子常绣一对禽鸟，清代补子均绣织单只禽鸟。以上各点均证实墓的时代为明朝。

墓分左、中、右三室，从以往的发掘材料分析，中室一般为墓主（男性），左右二室为合葬的妻妾。墓中随葬品，中室出土织物15件，铜镜1件；右室出土铜镜1件；左室无随葬品。随葬品的多寡也反映出墓主身份和地位。

中室墓主身份，根据出土物大体可判断。如在出土的15件织物中，有5件补服。补服为明清官服，其官的品级以补子纹区分。5件补服中，3件补子为麒麟，2件补子织纹为孔雀。根据《明会典》及《明史·舆服志》记载：明初（公元1393年），官服织绣麒麟限于公、侯、驸马、伯所用。职位特殊的锦衣卫指挥侍卫等也能服用。另外，法官（当时俗称风宪官）常服用獬豸、麒麟。至正德十三年（1518），麒麟之服仅限于四、五品官服，孔雀为明代三品文官常服补子织纹2]。当时以文官用禽，武官用兽作为差别。尔后，又有“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於四品”之规定[3]，据此，墓主生前曾任四品文官，后又提升为三品文官。

明代对文武官公服除上述规定以外.付款式、颜色、衣料等也都有明文规定。如《明史·舆服志》记载：文武官公服“盘领右衽袍用纻丝或纱罗绢，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又，“凡织官衣料，一、二品用杂色文绮、绫罗彩绣。三至五品用杂色文绮，绫罗。”清初文人姚廷遴《纪事编》书中也提到：“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常有穿云缎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不同身份的人，穿着不同，衣料、颜色等都有等级区别。而在墓中出土的5件补服中，除1件为素缎麒麟补子合领夹衫外，其余4件均为云纹缎盘领右衽袍。其中1件孔雀补子为彩绣，是缝在袍的前襟及背上，余下4件补子是织在衣服上。补子的颜色，1件为“绯色”，余下为“黄色或黄褐色”。从补子纹样以及补服的款式、衣料、颜色等也都能证实墓主为四至三品官。

出土时，墓主身穿1件丝棉袍，5件补服，3件便服，身上又放置5件折叠丝织便服和1块花缎料。这些织物除1件为細丝外，其余全部为真丝，质地包括绫、罗、绸、缎。反映了当时官场铺张奢侈的葬制。仅织造1件官用有纹样袍，当时需用工60～70日不等，外加彩绣一方补子需用工17日4。这些织物花费了大量的财力。

明初法令规定，农家每户必种桑二株，而丝绸的主要产地在江浙，官府专门在苏杭建有织造。苏州在明嘉靖年间，织造局规模发展到“共计房屋二百四十五间”[5]，分别为局内织作、掉络作、染作、打线作的工作间。其中内织作就占八十七间。每年织造“纻丝一千五百三十四匹，遇闰月该造一千六百七十三匹”。6墓中这批丝织物的出土，也充分反映了苏州当时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和工艺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