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

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

基本信息

名称	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
又名	桐乡濮院杨家桥杨青墓
发掘年份	2002
发掘地区	浙江
所属朝代	明代
所属年代	天顺五年（1461）以后
墓主身份	河南按察使佥事杨青
文物数量	墓主穿9层衣服
文物类型	衣物、饰品
文物款式	袍、背心、衣、裙、裤、袜、鞋、乌纱帽、便帽、巾、腰带、玉环坠、簪、篦、梳
收藏机构	桐乡市博物馆

《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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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清理明墓1座，墓主应为河南按察使佥事杨青。出土文物中以各类纺织品最具特色，保存之好也为浙江地区明代墓葬所少有。

2002年11月25日下午，桐乡市博物馆接到濮院镇文化站报告，称在杨家桥香海寺基建工地发现一座墓葬，随即派员前往。根据墓葬的形制确定是一座明代墓葬，遂于当日展开抢救性发掘清理。参加发掘清理的人员有周伟民、朱宏中、张丽敏、严雅萍，苏惠民、高伟胜摄影。现将此次发掘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 清理概况

该墓位于濮院镇镇北的新濮村杨家桥香海寺建设土地，距镇区仅500米，为糯米灰浆三合土浇筑的单穴墓，墓向184°，头向南。墓四周的填土取掉后露出墓边，随后将上面的三合土敲掉，三合土厚约40—50厘米，细腻坚硬，糯米粒痕迹明显。三合土敲掉后棺木即露，棺长241、宽70、高75厘米。棺盖揭开后，发现墓内有积水，除尸骨基本已腐烂、仅剩头盖骨和少量的骨架遗骸外，棺内保存完好，经现场清理，发现霁蓝釉碗2只，筷1副，木匣子1只。

由于棺椁封闭较好的缘故，虽尸体已成枯骨，但墓主身穿的衣服保存尚好，不但材质好，且做工细致讲究。上面一层为缎子海被，尸体由白棉布包裹，共有9个活结，呈现出下葬时的原样。在白布包裹的空隙，露出外层服饰，上边用金线绣出的麒麟补子图案清晰可见。因天黑，将尸体整体运回馆内，待第二天再清理。

次日上午，将木匣子打开，内还有小木匣3只：左侧匣内装纸质文稿1份，已朽；中间的装有玉环坠、小铜镜及压着的纸本文书等物；右侧匣中为化妆物，已朽。3只小木匣下，还放置梳、篦、长柄刷、簪、毛鬃刷、瓷水盂和纸质文稿等物。

二 出土文物

在室内进行清理时发现，墓主里外共穿了9层衣服，衣服的质地有缎、绸、绵、帛等。棺内还同时出土了裤、袜、鞋、帽、巾及2床缎子棉被等其他纺织品，其中在尸骨的头发上戴着做工精细讲究的黑色乌纱帽，体现了葬者的身份和地位的高贵显赫，也反映出当时较高的织造工艺水平。另外墓主身上还发现木腰带1条。迄今为止，衣物能保存如此完好的，在浙江所发现和揭露的明代墓葬中，并不多见。

第1件，四合如意云纹缎袍。前襟和后襟各有一个边长为34厘米的刺绣方补，纹样为云纹和麒麟。款为圆领、右衽、宽摆、大袖、收口。身长135、肩袖通长230、袖长81、袖宽27、袖口宽15、领边宽3厘米（图一）。

第2件，四合如意云纹缎袍。款为圆领、右衽、斜襟、大袖、收口。身长130、肩袖通长228、袖口长80、袖宽28、领边宽3厘米。

第3件，四合如意云纹缎袍。其形制为圆领、斜襟、右衽。身长130、通袖长228、袖口长80、袖宽28、领边宽3厘米。

第4件，素纹缎袍。款为右衽交领斜襟。身长130厘米，其中上摆和下摆各65厘米，下摆宽150厘米。肩袖通长220、袖长82、袖口宽15厘米（图二）。

第5件，背心。长62、宽59厘米。领子上端镶一个长28、宽9厘米的绸边（图三）。

第6、第7、第8件，棉布衣。款为右衽交领斜襟。其中第6件，身长65、肩袖通长215、袖长82、袖口宽15厘米（图四）。

第9件，下身着如意云纹缎裙。裙长71、下摆宽135、腰带宽6厘米（图五）。

棉裤，1件。面子黑色棉布，里子白色棉布。长85、裤脚宽26厘米，白色棉布腰长110、宽9厘米。

棉布袜，1双。长38、宽9、脚长26厘米（图六）。

缎子弓鞋，1双。长26、宽9厘米（图七）。

乌纱帽，1顶。帽高20、直径19厘米（图八）。

缎子便帽，1顶。帽高17、直径17厘米（图九）。

绸巾，1条。中间绣有黑色“福”、“寿”二字，两边有一黑色双线框对联。上联是“百槐来兮如几弍眉寿介兮时万□”，下联是“松柏茂兮兴之□山阜高兮兴之匹”。在字联的上下，各有两道黑色纹带，其中一道是回文，一道是八宝纹。长80、宽65厘米（图十）。

镂雕木腰带，1条。共20块，其中长方形10块，桃心6块，条形4块。每块镶木都镂空雕有不同的梅花和鹊的图案，生动、形象。长方形块长6.3、宽3.8厘米，桃形块长3.8、最宽处3.8厘米，条形块长3.8、宽1.4厘米（图十一）。

棺木内还出土了一些器物，包括碗、筷、木匣：

霁蓝釉碗，2只。折沿，深腹，半高圈足，无款。外壁为通体霁蓝釉，内壁为白地，胎质洁白细腻，釉质温润，碗内底为青花花心。此碗是景德年

间典型的官窑产品，器型规整。口径14.3、底径5.5、高7.5厘米（图十二）。

筷子，1副。黑色。长30.5厘米（图十三）。

木匣，1只。长方形。长25.3、宽12.5、高8厘米（图十四，1）。

木匣内有小木匣3只，左匣已朽，无法测量。

中匣近方形，内有纸本文书1份，铜镜1件，玉环坠1对。中匣长10.5、宽10.8、高3.5厘米（图十四，2）。右匣长方形，长11、宽6.2、高3厘米（图十四，3）。中匣出土文物如下：

纸本文书，1份。楷书自右向左墨书3行，内容为“御史为罪囚事今将天顺五年六月初一日起至/本道并无问发过记罪京军京民姓名无/揭帖者”。长29、宽13厘米（图十五）。

铜镜，1件。素面，元宝钮。直径8.5、沿宽0.8厘米（图十六）。

玉环坠，1对。白玉。出土时夹在纸质文书中。

直径均为1.2厘米（图十七）。

木匣内的3只小木匣下还压着以下物品：

银簪，1件。如意头。长10.2厘米（图十八，1）。

骨簪，1件。扁状。长8.4厘米（图十八，2）。

木簪，1件。方头。长9.5厘米（图十八，3）。

篦，1件。长8.2厘米（图十九）。

梳子，2件。标本1：长13.8、宽6厘米。标本2：长7.6、宽3.3厘米（图二十）。

长柄刷，1件。黑色木柄。长19厘米（图二十一）。

毛鬃刷，1件。黑色。长8.7、其中毛鬃长3.5厘米（图二十二）。

瓷水盂，1件。黑褐釉。口径2、高2厘米（图二十三）。

纸质文稿，1份。因粘连尚在保护处理中，暂时无法测量。

三 结 语

......

2. 关于墓主

此墓位于濮院镇镇北的杨家桥，虽然没有发现墓志铭，一时不能确定墓主的身份；但根据墓葬的位置和当地群众的叙述，出土文书所标示的天顺五年的时间，以及墓主身着官服等方面来看，该墓与《濮院志》记载的明辽府长史杨述墓“在秀界杨家桥北，述子，河南按察使佥事青葬。石马及碑尚存，碑刻天顺四年诏诰”^［1］，和嘉庆《桐乡县志》中记载的墓葬位置图吻合，基本可以确定该墓的墓主是杨述和杨青父子中的一位。

在《濮院志》人物中对杨述和杨青均有记录：“杨述，字宗道，其先世居嘉兴德化乡。曾祖均显，字平山，当惠宗时隐于幽湖之梧桐里。述成童游庠，永乐癸卯领乡荐第一，年甫弱冠，两试春闱不第，遂绝意进取，授宜兴训导迁监利教渝分校四川福建乡试，所取皆方闻之士，景泰间擢辽府长史，勤于辅导辽王，书公正二字赐之。卒于官。”“杨青，字士昂，述子。幼警过人，景泰庚午、辛未联捷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礼科给事中。外艰服阕仍补谏垣掌南京吏礼二科寻召人，拜刑科给事中，出为河南按察使佥事，奉敕总理军民招抚流移多所匡济居数月，以劳卒于官。”

那么墓主究竟是父子中的哪一位呢？杨述是辽府长史，属官府幕僚。杨青官为河南按察使佥事，是一位正五品的官吏，都是朝廷命官。在小方木盒中发现的一份文书透露了墓主的一些信息，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行字，内容也不全，但其记录的“御史为罪囚事”、“本道并无问发过记罪京军京民姓名无”已经将一个官吏的职责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明代在各道设置提刑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按察司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在《明史》中，对按察使和佥事的职责有这样的记载：“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事置，并分员巡备京畿。”^［2］皇帝在委任按察使监察地方的同时，又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称巡按御史。《明会典》指出：“国初，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各府州县，颉颃行事。”^［3］所谓“颉颃行事”，是指双方共同行事，在地位上不相上下，而且还有两者可以互相举纠的含义。由此可知，当时按察使和监察御史共同执行监察地方的任务，即在地方上实行一种双重的监察体制。文书中的御史指的就是监察御史，杨青的身份是河南按察使佥事，而文书记载的内容正好符合按察使和御史的双重监察体系。

另外，杨述和杨青父子生活在永乐、景泰、天顺年间，杨述领乡荐第一时的永乐癸卯是1423年，到景泰年间做辽府长史时是1450年以后了；杨青联捷成进士时是1450年和1451年，到文书中记载的“天顺五年”是1461年，杨述从参加科考起已近40年了，离做辽府长史也已10年，应该是进入老年或已不在人世。《濮院志》在杨述人物介绍中有“碑刻天顺四年诏诰”的记录，内容为“景泰六年辽王遣祭文”^［4］，昭示了杨述在景泰六年（1455）已经去世。而此时杨青离科考时间十来年，正好符合文书记载时间的做官年龄。

因此可以断定，杨家桥明墓的墓主就是河南按察使佥事杨青，也即父子中的儿子。

3. 关于服饰

桐乡地区气候较为潮湿，对尸体的保存和服装的保护应该不是很有利。但明代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流行浇浆墓，密封程度较高，在无形中为服饰的完整保存提供了有利的保护条件，因此在桐乡明代墓葬中出土缎地丝绸服饰并不鲜见。1982年安兴对凤桥明墓曾出过一套7件的丝绸服装，以后也出过一些零星不完整的丝绸服装，但出土的都是平民服饰，官服尚未发现过。

在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最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要数文武百官的官服了。各个官阶的官员按照文武品级的不同，装饰在官服上的图案纹样也各不相同。据《明朝典制》记载，补服制度始于明初，官服前胸和背后均缀有丝巾绣成的“补子”，是代表官位品级的徽识。透过这些用典制按官阶严格规定的图案，我们看到了古代官吏等级制度的缩影。墓主外套身着四合云纹麒麟补子缎袍，款为圆领、右衽、宽摆、大袖，中间为腰襕和裙折，前后缀均为金丝线绣成的云纹麒麟补子，绣工精致，造型生动，是明代典型的官服款式。据《明史·舆服志三》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而依据“明初，置提刑按察司。吴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5］，杨青的官阶也就正五品，按正常的官阶是没有资格穿麒麟补子官袍的。至于杨青为何身着麒麟补子袍而葬，不得而知，有待以后考证。

杨家桥明墓出土的一套标准官服，包括麒麟补子的四合如意云纹缎袍，是迄今为止发现较为完整的明代官吏服饰，为研究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古代服饰和纺织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