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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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
南京市博物馆
1967年8月，南京市中央门外小市镇安怀村一队的村民，在平整耕地时发现一座砖砌券顶的明墓（图一）。1974年4~5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今南京市博物馆前身）组织考古人员对该墓进行了发掘，编号为74MK，现将清理结果简报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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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土遗物
该墓因早年被盗，随葬器物已不完整。下层墓室的后室，仅残存金带钩、金钱、铜钱、陶瓶等数件遗物；下层墓室的前室因封闭较好，出土遗物较多，组合也较全，但多是胎薄易蚀的银、锡类明器，朽碎较甚，不少已无法复原。
该墓共出土随葬器物44件（套），包括金、银、铜、铁、锡、玉、陶、木等不同质地，此外还见有铜钱及石墓志。
1. 金器
共6件。
带钩 2件。均长条形。MK：14，扁条状，一端带小钩。长5.3、宽1.6厘米。MK：15，呈钩状，以金丝制成。长3、宽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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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银器
共2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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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钩 1件（MK：30）。整体呈“吕”字形，中有活扣。长4.8、宽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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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挖 1件（MK：36）。柄部表面饰有云纹，顶端耳挖已脱落。残长11.2厘米。
3. 铜、铁器
共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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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刀 1件（MK：33）。刀身窄长，刃尖上挑，柄、格部用铜皮包裹并镶嵌金丝。长89、宽约3.5厘米（图八）。
铁锤形器 2件，器形相同。MK：34，锤体为八楞形，每楞呈云纹翼状。锤下有圆形长婴，下粗上细。连婴长48.5厘米，下段木柄已朽烂而长度不详（图七，3）。
另见有三件用金丝镶嵌的铁器，1件形似带钩，其余2件已形制不清。
5. 其他
包括锡、玉、陶、木器等共12件，另还见有铜钱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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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 1件（MK：31）。灰白色，圆形。素面。直径6.7、孔径2.4、厚0.3厘米（图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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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俑 3件。其中2件（MK∶27-1、3）作双手合拢于胸前状（图七，1）。另1件（MK：27-2）一手置于胸部，另一手侧身而握（图七，2）。俑残高20~26厘米，均朽蚀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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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明代蕲国公康茂才墓，位于今南京市中央门外“幕府山”南麓一带，在六朝时期这里曾是东晋司马氏皇族及王氏、颜氏等世家大族的葬地，地理形势优越。康茂才墓西北不足2000米的“张家洼”，还葬有明初东胜侯汪兴祖①。康茂才卒葬于洪武三年，汪兴祖卒于洪武四年，两墓年代相近，葬地相靠，形制也相似，可见这片区域也是南京明代早期功臣墓集中的葬地之一②。
康茂才墓的形制很有特点，为长方形前后室双层砖石混砌仿木结构，这在南京已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尚不多见。上、下层墓室的设计和厚实的墙体，增加了墓室的承重抗压能力。下层墓室的仿地面建筑形式，保留有宋元时期北方墓葬形制的遗风，同时也反映了元末明初地面建筑的样式特征。
对比形制结构相似的康茂才墓和汪兴祖墓，二者存在一些差别。虽然两墓内部尺寸大小差不多，但砖券厚度不一，汪兴祖墓砖券砌法为“二券二伏”，而康茂才墓则是“三券三伏”。在下层墓室中，康茂才墓虽四隅不设立柱，但立柱数目达20根，且设有门龛多个；而汪兴祖墓则前后室四隅均有立柱，立柱数为16根，但未见门龛。两墓的修建年代几乎同时，但规格却有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两人的官阶爵位存有等级差别所造成的。
康茂才墓由于早年受到严重盗扰，随葬品保存状况显然已非原貌，但下层墓前室仍出土了较多遗物，对研究明初功臣墓随葬品的种类和组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墓中出土的铁锤形器、铁刀等器物，形制尚较完整，是难得的元、明时期兵器或仪仗用品的实物资料。品类和数量较多的金器和银器，造型朴实别致，也具有显著的元、明时代特征。墓中出土的木俑虽朽腐较甚，但姿态犹存，而木俑在南京已发现的明墓中尚属仅见。
康茂才于元末结义起兵，归附朱元璋后在征伐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中立有功绩。洪武改元后，又跟从大将军徐达经略中原、抚绥晋陕，最终病死于移征汉中的还军道中。其墓志所记为其生平事迹提供了实证，对照有关明史传记可作两点补充：第一，确定了康茂才的生卒年月分别为元延祐二年和明洪武三年，即其活动时段为公元1315~1370年。《明史·康茂才传》③仅记其卒年而未记生年；《明人传记资料索引》④则记为公元1313年~1369年，其生卒年份均有误。第二，墓志所记康茂才同陈友谅、张士诚相征战的地名等与《明史·康茂才传》所录稍有差别，如与陈友谅之战，《明史》记为“克黄梅寨”，墓志为“拔梅家寨”；《明史》记“败友谅八指挥”，墓志则为“败友谅八阵指挥。”又如与张士诚之战，《明史》记为“追北至浮子门”，墓志为“攻江阴之巫子门”；《明史》为“捣淮安马骡港”，墓志则记“捣淮安之马逻港”等。
另外，康茂才墓志的形制亦较特殊，其整体风格粗犷厚重，如志盖石带边框，志石表面刻有字格而周边不加饰纹等，显然与此后明代墓志的形制有所不同。
- ↑ 周裕兴,顾苏宁,李文.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J].考古,1999,(10):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