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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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
南京市博物馆
1982年8月,江苏省江宁县陶吴乡砖瓦厂在官家山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我馆随即对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现将清理结果简报如下。
一 墓葬结构
此墓位于官家山西坡断崖的上部,方向185度,平面呈“吕”字形。墓室内部残长6.58、总宽1.90米。分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四个部分 (图一)。
前甬道残长0.40、宽0.50、残高0.18米。前室长1.83、宽2、残高0.18一0.36米。前甬道及前室的墓壁已在群众取土时被陆续拆除。清理中,前室出土漆果盘、耳杯等。
后甬道长0.95、宽0.85、左右壁残高0.40米。砌法平竖相间。墓壁之上用刀形砖砌券顶。甬道中出土一件双系网格纹 青瓷罐。后室长3.40、宽1.90、残高1.47米。四壁高0.97米。砌法平竖相间。墓壁之上用刀形砖叠砌成覆斗式顶。顶中心部位已塌落,残高0.50米。后室内陈放棺木二具 (图二)。两棺的北端紧贴后壁。一号棺居 西,已残朽, 残长1.70、宽0.50、高0.40米。棺中发现一件“位至三公”镜和一些残破的漆器。二号棺居东, 较完整, 长2.60、宽0.56、高0.58米。棺内南部发现铜器、银器和漆器。后室的西南角发现瓷罐三件。
墓四壁厚度均为35厘米,即一砖之长。墓顶厚17厘米,即一砖之宽。墓底有铺地砖一层,平铺呈斜人字形。砖素面,长35、宽17、厚6厘米。砌顶壁墓砖分为两种,一种为长方砖,尺寸与铺地砖同;另一种为刀形砖,长34、宽17、一侧厚5、另一侧厚7厘米。墓砖除素面外尚有少数饰弧形纹和字、纹相间的花纹砖。砖文为“娄尹”、“太岁在乙巳□月尹牧反作”(图三)。
二 出土器物
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瓷器、铜器、银器和漆器等,其中漆器的数量较多。
银器,共出土5件。
钗 3件。JTM1: 11弯头靠拢,钗股一长一短,股头较尖。长9.1—9.8厘米。JTM1: 12、13两件弯头分开,钗股一尖一弯。分别长14、14.9厘米(图六)。
饰件 2件。均呈棒状。JTM1:14长8厘米, JTM1:15长6厘米。
梳 2件。木胎,髹深褐色漆,表面漆皮多已剥落。JTM1:21梳齿残断,仅剩齿根,残高4、宽8、厚0.3—1厘米。JTM1;22残留梳齿五根,梳高6.2、宽2.5厘米,最长一根梳齿长3厘米。
三 结语
此墓内没有出土有明确纪年的遗物,故年代只能根据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特征推断。从墓葬结构来看,此墓后室顶部为长方覆斗式,采用在四壁基墙之上平行叠砌、逐渐内收的手法砌建,接近中原地区东汉时期出现的轿形墓顶,估计可能是从轿形顶发展来的。在南京地区这种长方覆斗形墓顶与基墙之上平行叠砌的穹隆墓顶为同一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高度低、跨度小、抗压性能差。这两种顶常在东吴早期墓中见到。吴末晋初,开始出现以基墙四角为起点,同时向内上方砌建的“四隅券进式”墓顶。
从墓内出土器物分析,“大泉当千”铜钱为此墓的上限提供了线索。据《三国志》记载, “大泉当千”铜钱始铸于孙吴赤乌元年(238年)。直行铭文“位至三公”双夔(凤)纹铜镜最早出现于曹魏,流行于西晋①。就南京地区的考古材料而言,东晋以降的南朝墓中再未见这类铜镜。墓内出土的青瓷器,饰弦纹、网格纹、连珠网格纹,均为吴末晋初风格。故我们认为此墓的时代以定在东吴末西晋初为妥。
过去,南京地区的六朝墓中,特别是六朝早期墓中虽常见到漆器的痕迹,但能辨器种的不多。这次在陶吴乡官家山墓内出土的一批绘画较精的漆器是十分难得的考古收获。
陶吴乡官家山墓的漆器,胎骨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其中以夹纻胎较多。漆器上的漆画,初步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盒形器上的柿蒂纹、变形流云纹和盘形器上的奔免纹、圆盆壁上的朱雀、白虎四神纹以及残漆皮上的狩猎图中的兽纹,另一类是耳杯内的蘑菇纹、圆盆底部的人物画和狩猎图中的人物画像。第一类纹饰不论装饰内容,还是绘画技法都有明显的汉代特点。第二类纹饰则与汉代绘画风格迥异。如耳杯内满饰的三圈纹饰构图繁而不乱。不同于汉代那种规整、简单、三分或四分式的装饰手法,特别是中圈的蘑菇纹由内向外逐步展开,给人一种强烈的层次感。又如圆盆底部的几个人物画像,表情安宁、慈祥,宽袖长衣飘洒曳地,整个画面线条明快,干净利落。这种绘画风格显然与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画上的人物绘画风格更为接近,而与汉代绘画粗犷、古拙的风格相距较远。三国两晋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可惜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很少能保存下来。从官家山墓漆器上的彩绘,人们得以窥见东吴、西晋绘画艺术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