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明代晋端王夫妇墓：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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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明代晋端王夫妇墓发掘简报》
2019年5月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山西财经大学东山校区（一期）建设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三座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型墓葬，根据出土墓志可确定三座墓葬的墓主分别为明代晋端王与王妃殷氏（M2）、晋端王继妃王氏（M1）和晋端王夫人院氏（M3）。在墓葬发掘过程中，还对周边遗存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发现了陵墙及相关建筑遗迹，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陵园的规模与布局。陵园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东峰村以北，东邻五龙沟村，西接岗头村，北距第一代晋王朱棡墓约1.8公里（图一）。[1]
陵园的陵墙在地面之上仍有局部保留，东墙保存相对较好，北墙、西墙和南墙在地面基本无存。经过钻探和解剖，基本探明了陵墙范围，确认了陵园布局及构筑方式。陵园坐北朝南，方向180°。平面近“目”字形，南北长548.3、东西宽275.4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1]。三座墓葬位于陵园中部，东西向排列，自西向东分别为M1、M2、M3（图二）。墓葬均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生土。三座墓葬均被盗扰，但规模较大，出土陶器、瓷器、玉器、金银饰件及墓志、圹志图一墓葬位置示意图等，还保存了数量较多的纺织品、漆木器、漆木俑等[2]。现将墓葬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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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土器物
M1被严重盗扰，出土随葬器物主要为金冥钱、金饰件、铁饰件及漆木俑。其中，漆木俑尚未修复完成，暂不介绍。另有墓志、圹志各1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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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件 1件（M1D1∶9）。残。不规则形。长1.8、宽1.1~1.4、厚0.5~0.8厘米。
铁饰件 1件（M1E2∶14）。上部为葫芦形，下部接连铸的长柄。局部包金。长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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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2
2. 出土器物
M2被盗严重，保存较好的器物，按质地可分为金器、铜器、玉器等。另有圹志2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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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戒指 1枚（M2∶12）。出土于前室底中北部。戒圈上接一大两小共三个戒托，戒托内各镶嵌一宝石，中间为红宝石，两侧为蓝宝石。戒圈直径1.8~2.2厘米（图一四、二二∶1）。
铜饰件 2件。出土于前室底过道旁。标本M2∶23，用铜丝编制两朵螺旋状花。长1.7、宽0.9厘米（图二二∶2）。标本M2∶24，用铜丝编制而成。长7、宽4.2厘米（图二二∶3）。
玉带銙 4件。标本M2∶19，出土于前室底过道旁。白玉质。圆角长方形，中间厚、边缘薄，背面中间有两对牛鼻孔。长2.5、宽1.4、厚0.4~0.7厘米（图一六、二二∶4）。标本M2∶13，出土于前室底中北部。白玉质。尖桃形，正面凸起，背部扁平，背面有三对呈“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长2.9、宽2.2、厚0.9厘米（图二二∶7）。标本M2棺内∶16，白玉质。尖桃形，正面凸起，背部扁平，背面无孔。长3.1、宽2.4、厚0.6厘米（图一七、二二∶8）。
玉饰件 2件。均出土于后室填土中。白玉质。长方形，镂雕如意云纹图案。标本M2∶7，长2.9、宽1.5、厚0.6厘米（图二二∶5）。标本M2∶30，长3.3、宽1.6、厚0.5厘米（图一八、二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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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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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土器物
墓葬被盗严重，出土器物较少，按质地可分为陶器、瓷器、金器、锡器等，还有部分器物尚未修复完成，暂不作介绍。另有墓志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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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饰 2件。残。标本M3筛土∶2-1，由金丝缠绕成6瓣花形。直径1.5、厚约0.3厘米（图三二∶4）。标本M3筛土∶2-2，由金丝缠绕成12瓣花形。直径1.7、厚0.3厘米（图三二∶5）。
铜花饰 1件（M3∶31）。略有残损。花苞形，外壁呈蒜瓣状，由8瓣组成。直径1.3、高1.2厘米（图三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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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饰件 1件（M3∶26）。上部为葫芦形，下部接连铸的长柄。长13.5厘米（图三二∶7）。
结语
明代实行分封制，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将第三子朱棡封为晋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藩太原。晋府与明朝相始终，共实封11位藩王。以往对晋王墓葬考古工作较少，仅对第十代晋裕王朱求桂墓做过简单清理[3]。本次发掘的晋端王陵园内的三座墓葬，为研究晋藩墓葬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第一，本次发掘的三座墓均出土有墓志、圹志，墓主身份明确，确定了晋端王墓葬的准确位置。王氏墓和院氏墓的位置，在清代同治以前一直是确定的，如《乾隆榆次县志》记载，“晋端王妃王氏墓，在冈头村南原。基塚有三，周围一十有二丈，顶高三丈，下一丈五尺。端王夫人院氏墓，祔妃墓侧。妃墓表，致仕都御史太原陈撰。夫人墓表，山西按察副使云间陆深撰。二碑并存”[4]。可见三座墓原来均有封土，且王氏墓和院氏墓前均有墓表。墓葬现位于岗头村东面偏南，与方志所载“冈头村南原”略相吻合。王氏、院氏墓旁虽还有一座带封土墓，但因地面没有墓表，当地人并未意识到这就是端王墓。另有文献将东峰村的4座封土墓定为端王墓[5]，亦存在偏差。
第二，三座墓均有纪年，为相关研究建立了年代标尺。三座墓中建造最早的是M2，墓主为晋端王及正妃殷氏。殷氏嘉靖元年（1522年）十一月初五日薨，嘉靖二年（1523年）十月初七日下葬。端王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月初十日薨，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下葬。从墓葬发掘情况看，M2有二次打开的痕迹。墓内棺床明显较大，葬具虽被盗扰破坏，但仍能看出有两套。其次为M3，墓主为晋端王夫人院氏，卒于嘉靖十年（1531年）六月十一日，葬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二十一日。最晚为M1，墓主为晋端王继妃王氏，嘉靖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薨，同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下葬时间与端王相同。三座墓年代虽略有先后，但最多仅相差十年，应是明代中期晋王陵墓的典型。
第三，这三座墓的发掘为探讨晋藩，乃至明代藩王陵墓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关键资料。晋藩第一位藩王晋恭王朱棡墓在历史上已被盗。根据调查情况，地面有陵园，面积约48万平方米，有圆形封土，底径约9.8、残高约4米。墓室为前、中、后三室，前、中室两侧各有耳室6间，各室间有石雕圆柱，顶部出小檐。墙壁为石砌，砖券顶。后室有石雕桌椅[6]。晋裕王朱求桂为晋藩第十代藩王，薨于崇祯三年（1630年），五年（1632年）下葬。地面有封土。墓室亦为前、中、后三室，用砖砌为窑洞式（拱券顶），后室最大，中室次之，前室最小。墓门为仿木构门楼，上安装琉璃构件。门外两侧有八字墙，中部嵌绿琉璃团龙，四角配置角花。墓室墙上涂白粉，上绘云雾图案。棺椁放在后室中央[7]。本次发掘的三座墓均为前、中、后三室，结构与恭王墓、裕王墓基本相同，在细节上和裕王墓更为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端王陵区三座墓均无耳室，规模与恭王墓相差甚远，但与裕王墓相同，说明至少从端王开始，晋王墓已不再设耳室，这当与藩王的政治影响力逐渐降低有关。根据学者研究，只有前、中、后三室而无耳室的玄宫，目前仅见于晋藩，看来这是晋藩墓葬的一大特色[8]。另外，端王陵区三座墓门楼配合八字墙及墓志、圹志的埋藏位置，亦较有特点。
第四，出土器物为研究藩王殓服、随葬制度及晋藩王历史等提供了新资料。三座墓虽均被盗掘，但仍保留了部分随葬器物，特别是正在修复的丝织服饰、漆木棺、漆木器等，必定会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批科学的资料。本次公布材料中，M1、M3各出土一件铁葫芦形饰件，此类器物在定陵万历皇帝、孝端皇后及孝靖皇后棺上均有发现，放于铭旌之上[9]，由此表明M1、M3也存在铭旌。另外，三座墓均出土了文字材料，包括墓志、圹志共5方，为研究墓主生平、晋藩王历史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太原东山发现国内规模最大明代中晚期藩王墓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021年5月13日发布考古新发现，当地考古人员在太原东山发现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明代中晚期藩王墓—晋端王墓。晋端王陵园遗址地处太原东山南端的缓坡地带，2019年5月至2021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市、区两级考古机构进行考古发掘。[2]
该墓平面为“工”字形，南北长24米、东西宽8米，规模居明代中后期藩王墓之首。本次发掘的端王及王妃、继妃、夫人墓葬（1、2、3号墓）位于陵园中部，3座墓葬虽被盗扰，但出土随葬品种类依然多样。M1、M3中室出土90件彩绘漆木俑，有文官、侍卫、出行仪仗等。此外，还出土各类纺织品40片，其中尤为珍贵的是M3的4件基本完整的丝织品，专家认为这是研究明代冠服制度的重要实物。M1同时出土有墓志铭和圹志，墓志铭记载了端王死因、去世后因无子嗣确立继承人的过程中发生在晋王府内的政治事件，与夏言《南宫奏稿·定亲王继封并行查勘疏》《南宫奏稿·请敕内官会勘宗室隐情以正欺罔疏》记载内容相符。
明朝分封的亲王，陵园面积以第一代晋王朱棡最大，合约0.53平方千米。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改定亲王茔地约为0.03平方千米，房15间。郡王的茔地0.02平方千米，房9间。郡王子茔地约0.01平方千米，房三间，郡主、县主茔地约0.007平方千米，房2间。端王墓陵园南北长294米、东西宽158米，远超亲王陵园0.03平方千米的规制。晋端王陵园的发现，印证了《太原县志》《阳曲县志》《榆次县志》记载的岗头村和端王陵园位置，为其他晋藩王陵园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
本次发掘是山西地区首次系统开展明代藩王墓葬和陵园的考古工作，并在国内率先创新建设文物保护现场实验室，开展系统的墓室内环境监测、采样、信息提取等文物保护基础工作。
晋端王墓葬及陵园的考古工作，为提升新时期山西考古的发掘理念，提高数字化、科技化水平，实现考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鉴于墓葬及陵园的重要价值，考古工作结束后，将对其进行原址保护和利用。（来源：中国考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