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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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
基本信息
名称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
发掘年份 1995
发掘地区 新疆
所属朝代 东汉
文物类型 衣物、饰品、兵器
文物款式 梳、篦、弓、箭、刀、刀鞘、带钩、皮囊、指环、护臂、锦帽、绢袍、面衣、风帽、方巾、袍


《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一处墓地(编号95MNI号墓地),并随即实施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取得重大收获。该项成果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1]。目前整个墓地的材料整理已初步告一段落,现将95MNIM8发掘整理情况简报如下。[1]

— 墓葬发现与发掘概况

尼雅遗址地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河尾闾地带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南北长约3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以佛塔为标识中心,散布着残存程度不一、规模不等的众多房屋建筑遗址、佛寺、果园、田地、陶窑作坊、水池、墓地等,各类遗址点总数已逾百余处,传统意义上的尼雅遗址也以此为限[2](图一)。95MNI号墓地位于该遗址地区北部,海拔1216米,地理座标为北纬38°01'16.80",东经82°42'25",南距民丰县城约110公里,离最近的绿洲居民点约40公里[3],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赴N13、N14聚落勘察途中偶然发现。在整个遗址内,墓地西北距N13、N14、N15~N17聚落点1.7公里,东距N8聚落点1.2公里,南距93MNI墓地2.2公里。所在地域地势南高北低,被茫茫黄沙覆盖,周围零星分布枯死的红柳及小胡杨林。发现时,部分棺木已因风沙吹蚀,暴露于野(封二∶2)。考古工作者及时进行了抢救清理、发掘保护,在所布100平方米探方内清理出木棺8具,依木棺形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矩形箱式木棺墓,埋葬2~4人,随葬品数量大,种类多,凡3座(95MNIM3、M4、M8)[4];一类是用胡杨等树干刳挖成独木舟形的棺墓,一般葬1~2人,随葬品多寡不一,凡5座(M1、M2、M5、M6、M7)[5]。

95MNIM8系发掘95MNIM3过程中发现,被M3打破并叠压(图二、六、七)。墓葬处椭圆形竖穴沙坑之中,墓向22°,东侧紧临M3,两墓间填充驴芦苇草,M3与M8最近距离为9厘米;M3木棺南端高出M8木棺45厘米,M3木棺箱体中部高出M8棺箱北端26厘米;西侧有一长木棍斜伸出地面,墓棺上覆盖麦秸草,南、西、北三面墓圹与棺体间填塞有大量干芦苇,清理西侧芦苇时有6根长50~60厘米不等的木棍横置于填草中。

......

三 墓葬出土遗物

M8出土遗物数量多,品种丰富,保存状况好。现依次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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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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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篦 4件。标本M8:14,梳,马蹄形,36齿,长6.6、宽5.6厘米(图二三:1)。在M8:39栉囊内的木篦亦为马蹄形,长7.7、宽5.9厘米(图二三∶2)。在蓝地瑞兽纹锦栉袋(M8∶55)中,有木梳、篦各1件,形制与上述基本相同(图二三:3、4,二六)。

3. 兵器类

 1件(M8∶16)。长132厘米,弓体已稍变形,以木、角作骨,结合处用筋绳绑结,复合制作而成。弦以动物筋腱制成,弦中部缠绕长约10厘米的皮条,以增强耐磨度。弓及弦上连续缠绕红、白及黄绢条(图二五:2、二七:右)。绕弦黄绢上见有墨书佉卢文字。弦上黄绢经密70根/厘米,纬密50根/厘米,白绢经密44根/厘米,纬密30根/厘米;弓上白绢经密52根/厘米,纬密34根/厘米,红绢经密58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

弓袋 1件(M8∶17)。绀地织锦镶边,袋身用三块熟皮革缝制而成,弓袋上缝出菱格纹,格内填云纹,袋尾部为红色革面,压花。通长104、袋口宽18厘米(图二五:3、二八∶左)。在弓袋口后部,还系有一件长方形制品,可能为一小袋,袋口缘用龟背纹织锦,袋身为缂毛织物,虫蚀严重,仅余少许,袋身边缘用绿绢缝制。

 4支(M8∶15)。置于腹内。用长木枝条刮削而成,两头略细,中部稍粗。箭头圆形,涂黑,尾部有黑、红色彩绘,并见绑附羽翎的痕迹;弦槽外有加固用的缠绕物,长80~81厘米(图二五:1、二七(左)。

 2件(M8∶17)。均与弓袋绑系在一起。圆筒形,带盖,平底,其中1件已被虫鼠噬蚀殆尽,仅余底部和原筒体缝合部的少部分。另外1件保存较好,通长94、盖长14.5、口径10、底径8.4厘米,筒体用整块生皮革卷合,以皮条绳缝制而成,在口盖下部有一5.7厘米宽的皮带横围系结,皮带总长约180厘米,然后再用细皮绳将二筒体上下联结为一体,同时也将弓袋系上。盖上正中缀带,与宽皮带系联;箙筒体宽皮带上穿有三根系绑坠物的皮条,长度为9~30、宽1.5厘米,上有切开的小口。宽皮带的一端见皮绳连系的小铁带钩(图二五:4、二八:右)。

木柄铁刀 2件。标本M8∶10,通长13.6、木柄长10.1、宽2、厚1.2厘米。铁刀呈斜三角形,弧背斜刃,刃长3厘米,楔入木柄一端的銎内。虽通体锈蚀,刃仍锋利(图二九:1、三二)。该刀系抬棺时自棺底漏出。M8∶19,通长14厘米,由2块木柄夹合铁刀铆合而成。木柄长11、宽1.8厘米,铁刀已严重锈蚀成弯曲状(图二九:2)。

刀鞘 2件。标本M8∶48,鞘身以木板为衬,外包红皮革粘结,包革压黑花。鞘体中下部有横板加固,与宽皮带以铁钉铆实,皮带宽2.5厘米,一端有镂花的铁质带钩,鞘身有捆扎绑系的细皮绳。鞘身一面有类似文字的压印纹样。通长21.5、口部宽8.5厘米(图三◯、三三)。标本M8∶46,木骨为衬,黑色皮面,压花,口部翻盖有铁扣钮,细皮绳与其相系连,鞘体内为分隔开的两柄刀槽。背部素面皮革上部切三道横切口,穿纳皮绳,绳上穿铁环扣,与毛织带、皮带相联结,皮带残长67、宽2厘米,一端完整,有切口扣眼。鞘身下部钉结一皮带,长54、宽2厘米,一端有铁带钩,一端有圆扣孔。铁扣铆合,扣铆后部穿扎皮绳固定。刀鞘口盖因铁扣锈蚀,已与器身粘连。通长27厘米(图三一)。

4. 其他

......

带扣 1件(M8∶13)。方形,长4.6、宽3.8厘米,木扣针。联接部分革带,保存较好(图二九∶3、三五)。系揭取木棺时自底板缝隙掉出。

料珠及珊瑚等装饰品 品类繁多的料珠饰件,主要见于墓主人头颈部,应为用于装饰的项链、头饰等。如M8:30,男尸头部所出串饰,以细毛线穿系(图二九:4、三八)。M8:36,女尸耳饰及项链(图三六)、粟米状串珠(图三七),并见小方形输石和红色心形坠饰(图三九)。M8:23,为帽饰,有联珠状白色料珠缀饰(图二九:7、四○)。其中较为罕见的是蜻蜓眼式料珠,圆鼓形,有白珠蓝眼、湖蓝色珠蓝眼、黑珠黄眼等,直径0.8~1.2厘米(图四一、四二、四四:1~4)。在男尸一侧还清理出1件珊瑚饰件(M8:31),橙黄色,上有小穿孔(图四三、四四:5)。

皮囊 3件。M8:45,系用一块皮左右对折,以红色毛线缝制而成。长12、宽6厘米(图二四:5)。标本M8:47,长条形,囊袋与系带为一整块皮裁剪,红毛线缝制而成。袋内存深褐色粉末状物。长12、宽5、带长33厘米(图二四:2)。标本M8:26,为一整块皮革裁剪而成,袋为相连的两个袋囊。长宽各为8.5、5.6和6.6、3.8,联带长13.2、宽1.3厘米(图二四:3)。出土时在女尸头部棺板处。

皮指环 1件(M8:24)。以一块皮缝制,内径1.7~3、宽2厘米(图二四:4)。

5. 丝毛织物及制品

彩色龟甲纹地毯 1件(M8:33)。包裹男尸用,长238、宽118厘米,三边保存完整,一边经裁剪。毯面边缘有四重边框,均以深棕色为界,最外层为黄、蓝、绿、红、白、棕色的晕裥彩条,接着为土黄和深棕色相间的方格纹和波形纹;另外两条等宽的主边框,其中一条是在绛、粉红、土黄色晕裥地上显出方格和曲折纹相错的纹饰,另一条是粉绿和粉红色三角纹,正倒相间排列。毯面中央为湖蓝色长龟甲纹,绛色地,内填土黄、蓝绿、粉红色花卉图案,共13列半,每列8个图案。毯为平纹基础组织,经线双股和捻,纬线单股,经密8根/厘米,纬密7根/厘米;马蹄扣法,纵向11排/厘米,横向每排31个,每隔10行地纬结1行扣,绒头长1厘米(图四五)。

绣花彩毡 1件(M8:34)。棺盖板上所铺彩毡,被裁成2块,已遭严重虫蚀。经整理展开,残长210、宽84厘米。白色毛毡上用棕褐色毛线绣出几何形菱格纹,内填多划十字纹,边缘以黑色毛线穗为缀饰,绣法精湛(图四六)。

锦枕 2件。男女墓主各1件。M8:29,男尸锦枕,长方形,长23、宽14厘米,系用一整幅“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织锦横裁后,左右对折缝制而成。织锦幅宽48厘米,绛红色地,红、蓝、黄、白、绿色多色显花。锦枕四角缝缀长2厘米的蓝地锦条(图四七、五○)。M8:35,女尸锦枕,长37、宽13.5厘米,系用“千秋万岁宜子孙”锦剪裁后,上下对折缝合而成,内充填麦秸。织锦为三重平纹经锦,由藏蓝、绛红和白色三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经密154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变形如意纹样中间织出“千秋万岁宜子孙”文字,花纹循环为4.5厘米(图五一、五三:2)。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1件(M8:15)。圆角长方形,白色绢缘,缝缀6条白绢系带,长18.5、宽12.5、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图四八、四九)。护臂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有部分破裂,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以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5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样;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图五三:3、4、六○:2)。上下每二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衬里为两块黄绢拼缝而成,经密66根/厘米,纬密30根/厘米。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镶边,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

锦袋、帛鱼 各1件。M8:52,虎斑纹锦袋,毡里,锦面,口沿镶缝宽1.3厘米的咖啡色绢边,并缝制长30、宽1.3厘米的赭色绢提带,袋身长12.5、宽10厘米,袋体边缘缝缀红、白、绿、棕色绢条及锦条,内纳置铜镜、胭脂粉包、线团、绢卷、缠绕多色彩线的线轴、皮顶针等女红用品(图五二、五五:1)。此袋所用织物为由三组经线与一组纬线构成的三重平纹型经锦,图案由浅棕、藏蓝和白色三种颜色的色经分别显花,呈虎斑纹;花纹循环为5.5厘米,幅宽不明。经密132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锦袋出土时,与蓝地兔纹锦帛鱼系结在一起。帛鱼(M8:53)由蓝地兔纹锦缝缀成鱼形身,内衬毡,以蓝红绢片做成鳍和尾,嘴部缝缀一条长38、宽0.9厘米的白绢系带,另一端与锦袋相联结。帛鱼面料为四组经线与一组纬线构成的四重平纹经锦,其中甲经为藏蓝色,在间隔不等的距离间镶嵌1根浅棕色的经线,使织物地色显现两种色彩效果,较一般织锦具有独特的风格。乙经为绛红,丙经为草绿,丁经为白色,根据纹样要求分别显花,图案为兔纹;经密160根/厘米,纬密20根/厘米(图五二、五五:1、五六)。

栉袋 2件。M8:39,圆角长方形材料对折而成,长21、宽9厘米。内缝二个栉囊袋,以藏蓝色斜纹麻布为面,边镶1厘米宽的红绢缘,并做2条交叉绢条为饰;里衬为豆绿色毛织物,囊袋吻合相对,袋口分别以红绿绢为缘,一袋内纳木篦1件,另一袋内置香囊、各色(褐、白、黄、湖蓝)绢片(条)及皮革条、紫色纱等。梳篦袋两端有长16~31、宽1.3厘米的绢条为系带(图五五:3)。M8:55,长12、宽10厘米,用蓝地平纹经锦及素薄毡作面,绿绢镶缘,以1.8厘米宽的白绢条为系带,内缝一小袋,分别装木质梳、篦各1件。面锦织物为五重平纹型经锦,即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合而成,其中甲经由藏蓝、浅棕两种色经构成,但以藏蓝为主,每间隔3~12根不等距离排列1根浅棕色经,使织物地部呈现两种色彩;乙经为绛红色,丙经为草绿色,丁经为浅橙色,戊经为白色,均根据图案要求分别显花。幅宽不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0根/厘米。在蓝地云纹间织出回首翘尾的猛虎、骑马武士及变体茱萸纹。武士戴红色双耳帽,身穿交领上衣,下着长靴;马翘首张口,鬃毛飞扬,作奔驰状。栉袋镶边及背面所用织物为平纹毛织物,玫瑰红色。经线为单股捻线,纬线为双股捻线,经密6根/厘米,纬密22根/厘米(图二六、五五:6、五七、五八)。

锦帽 1件(M8∶49)。锦面绢里,帽缘镶宽5厘米的薄熟皮革,后部缀两条湖蓝色绢系带。帽沿周长60、深24厘米。面锦为两块四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四重平纹型经锦,图案为乳白地上显淡黄、绛红、藏蓝、翠绿四色经花,其中藏蓝和翠绿交替排列显花。由于织物褪色及表层经丝磨损严重,图案不甚清楚,仅在一遮掩的缝合部见色彩保存较好,鲜艳且用色独特,可见云气、茱萸和人形纹样,在已出土的汉代锦类织物中为罕见。经密176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两块织锦组织结构相同,仅在题材及文字上略有异,见有“德”、“安”、“内”、“生”、“宜”、“子”、“君”等小篆文字(图五五:2、五九∶1、2、六一)。

黄绢袍 1件(M8∶50)。衣长130、两袖通长200厘米,由单层黄绢缝制而成,套头式,直领,窄袖,两侧下摆开衩,领侧两端各缝缀两条天青色系带;领口、袖缘及下摆开衩处镶天青色绢。黄绢幅宽40~41厘米,经密60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天青色绢经密80根/厘米,纬密46根/厘米(图五四∶1)。

男尸面衣、风帽 1件(M8∶32)。面衣由红白色绢制成,长方形,中为长39、宽14厘米的白绢,三边以宽10厘米的红绢为缘;长46.5、宽34.6厘米。白绢经密60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红绢经密76根/厘米,纬密46根/厘米。风帽与面衣缝缀在一起,帽顶为白绢,圆形,直径13厘米;帽边为黄绢,残长30厘米,内絮丝绵。黄绢经密62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白绢经密60根/厘米,纬密38根/厘米。

绢带及“讨南羌”锦 1件(M8∶41)。绢带系用8厘米宽的黄绢折成,宽3.4、长67厘米,一端与“讨南羌”锦缝合在一起,出土时置于男尸一侧木叉上。黄绢经密56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讨南羌”锦为一左右对折成条形物品所用面锦,内衬绢里,一边用线缝合,线已脱开,展开后呈小裤状,长13.2、宽7厘米。织锦为五重平纹经锦,宝蓝、绛红、草绿、明黄、白色五组色经依花纹纹样分别显花,组织结构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题材图案风格极为相似,纹样有星纹、云气纹、羽人纹。由“羌”字左边的羽人纹样的羽翼纹可知,此锦图案纹样呈纬向左右对称设计,上下每两组循环花纹间织出“讨南羌”小篆文字。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衬里用绢经密58根/厘米,纬密38根/厘米(图六◯∶1、六二)。

绢缘棉布单 1件(M8:38)。出土时覆盖于男女墓主人头至腿部。长160、宽78厘米,两长边及一短边缝缀宽6~7厘米的豆绿色绢边。棉布经密9根/厘米,纬密8根/厘米;绢的经密为54根/厘米,纬密30根/厘米(图五四(3)。

棉布方巾 1件(M8∶37)。长方形,长7.5、宽5厘米,一角缝有5厘米宽的天蓝色绢带环扣。棉布经密9根/厘米,纬密8根/厘米;绢的经密为70根/厘米,纬密45根/厘米(图五四:2)。

男、女尸衣物 目前,对M8内二具干尸穿着衣服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现在仅就初步的观察和分析结果做一概述。

男尸着锦缘毛长袍,衣领处用“文大”锦,衣襟和袖口用绛地“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缝制,衣襟、衣下摆用绛地“安乐绣”、“宜子孙”锦缝制,衣身为毛织物(图六三),夹里用浅蓝色绢。长袍内为白色绢衣,袖口为深红色绢,戴织锦手套。下身穿白色毛布裤,裤角缝缀蓝地“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织锦。足履皮鞋(图六四、六五)。衣襟及袖口所用“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图六六)是由四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四重平纹经锦,其中甲经为绛红色,乙经为蓝色,丙经为白色,丁经为淡黄色和豆绿色两色分区交替排列而成,五种色经根据纹样要求分别显花(图五三∶1),使锦面色彩丰富、艳丽;织物门幅为36厘米,其中内幅为34.5厘米,经密176根/厘米,纬密20根/厘米,纹样主要有云龙、怪兽及茱萸纹,织出小篆吉语文字,一个花纹循环为4.7厘米(图七○)。衣领、右襟及衣下摆所用“文大”、“安乐绣”、“宜子孙”锦,系由四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四重平纹经锦,为典型的“汉锦组织”。组织图与前者同,甲经为绛红色,乙经为蓝色,丙经为白色,丁经为翠绿色,四种色经根据纹样要求分别显花。织物门幅不详,经密176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纹样以禽兽(虎、豹、犬、鸟等)为主,织出“安乐绣”、“文大”、“宜子孙”小篆文字,一个花纹循环为4厘米(图六七~六九、七一)。长袍衣身织物组织为平纹结构,经密36根/厘米,纬密18根/厘米。织物上有红、绿两色的辫子股绣线。袍里用绢门幅43厘米,其内幅为42厘米,经密64根/厘米,纬密30根/厘米。男尸绢衣由两种不同颜色、密度的绢缝制而成,衣身、衣袖均为白色绢,门幅不详。经密38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袖口为深红色绢,门幅无法确定。经密72根/厘米,纬密22根/厘米。男尸手套所用织锦为由四组经线和一组纬线构成的四重平纹经锦,其中甲经为藏蓝色,乙经为绛红色,丙经为白色,丁经为浅橙和草绿两色分区交替排列构成,其组织图与前件同。经密16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见有织出的“受右”小篆文字,门幅待测定(图七四∶1)。男尸裤由两种不同的织物相拼缝制而成,裤身主要面料为白色的棉织物,平纹组织,门幅不详。经密24根/厘米,纬密14根/厘米。裤角部位的织锦与95MNIM3女尸毡靴上的锦相同,色彩保存较好,较鲜艳,为四组经线与一组纬线构成四重平纹经锦。其中甲经为藏蓝色,乙经为绛红色,丙经为浅驼色,丁经为浅黄和墨绿两种色经交替排列分别显花,使锦面呈现出五种色彩的图案效果,其组织图与前者同。门幅不详,经密176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纹样为云纹怪兽,织出“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小篆文字(图七二、七四∶2)。

女尸头戴风帽,面部及上身部盖面衣,身穿绢袍,内着裙及毛布衣服,戴手套。面衣由两种不同颜色的绢相拼缝制而成,主要部位为白色绢,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面衣三边以大红绢为缘,门幅不详,经密24根/厘米,纬密20根/厘米。绢袍由四种不同颜色、密度的绢相拼缝制而成,衣身、衣袖为浅绛色绢,门幅51厘米,经密54根/厘米,纬密36根/厘米。衣摆部位为百褶裙式,棕色绢,门幅不详,经密6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夹里用白色、粉红色绢,经密92根/厘米,纬密34根/厘米。袍内穿棉布套头裙,翻领,裙前胸部有方形天蓝色、黄色衣饰。裙内还穿有一件绢裙,绢经密56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袖口部位镶一段藏蓝色绢边,门幅不详,经密74根/厘米,纬密38根/厘米。贴身内衣为棉织物,经密26根/厘米,纬密13根/厘米。手套由织锦与白绢缝制成,与95MNIM1男尸手套基本相同。

四 结语

(一)从整个墓地发掘情况来看,95MNIM8在地层关系上被M3部分打破,其年代可明确断定要早于M3。同时对M6、M7的清理情况已经显示M8要早于M6、M7。目前95MNIM3的清理和整理工作已告一段落。初步研究表明,其年代为汉晋时期。对照遗物进行比较,M8的年代亦应在汉晋时期。将M8随葬文物和其他墓葬所出文物组合,可供我们进一步探讨墓葬的年代。

首先,M8随葬物中具有典型断代意义的是各类织锦,尤其是文字织锦及铜镜、陶器、木器、毛织品,其中部分织锦与楼兰东汉——魏晋时期墓葬[7]、营盘墓地[8]等地所出相同。四乳简化博局镜在西汉至东汉末流行,充分考虑到这些遗物流通、使用和传承等情况[9],M8的年代上限可早至东汉末。其次,从陶器、木器形制特征综合考察,带耳带流器普遍存在,并且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其与上述楼兰、营盘地点出土的同类器物有较多相似,而带流罐特征与1993年尼雅遗址N3南部墓地所出者相似并且较晚。再者,在M8的弓箭弦上的绢条上,有佉卢文墨书字迹,而根据目前有关研究,佉卢文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最早年代在东汉末。同时通过对近百年来的调查资料,尤其是近5年来所获资料的整理分析表明,尼雅遗址多数聚落属汉晋——前凉时期,再无更晚者。因此,我们认为墓葬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晋——前凉。

我们曾将M8出土的文物标本苇草送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¹⁴C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测定值为:苇草(XZ-335)距今1745±60年。据此计算,绝对年代当在公元205±60年左右。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末至魏晋前凉时期,更准确一点说,当在魏晋前凉时期。

......

  1. 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95MNI号墓地M8发掘简报[J].文物, 2000(1):37.DOI:CNKI:SUN:WENW.0.200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