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

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

基本信息

名称	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
发掘年份	1965
发掘地区	江苏
所属朝代	明代
墓主身份	安庆侯仇成
文物类型	饰品
收藏机构	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

1965年11～12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现为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辖域内的白马村明代失考墓神道石刻的后部抢救性发掘了一座砖室墓（编号为1965NJGM4，以下简称M4），出土墓志显示墓主为明代开国功臣、卒赠皖国公的安庆侯仇成。2012年底至2013年初，南京市博物馆对仇成墓的形制与结构进行了复原，提验了出土文物，并对现存神道石刻进行了调查测绘。现将仇成墓的考古发现情况简报如下。

一 神道石刻与墓葬形制

仇成墓位于钟山西北麓原南京电影机械厂内的小山坡上，南距明开平王常遇春墓约100米，地理坐标为北纬32°4′，东经118°51′（图一）。墓葬由地面神道石刻与地下砖砌墓室两部分组成。

（一）神道石刻

神道石刻尚存石马与控马官一对、石羊一对、石虎一对以及神道左侧的石武士，均置于厚0.2米的方形石座上，且有不同程度的残损。石马与控马官连为一体。控马官手握马缰侧身而立，另一手曲臂贴身执马鞭，外形作武弁形象。头戴兜鍪，顶部洒插长缨，后缀顿项，左右两侧嵌护耳；肩覆披膊，身甲为对襟式，自上而下以三道绦带呈“八”字形横向系结，披膊与身甲上的甲片均作细密的长方形甲片；腰部束巾带，向两侧略呈S形垂落；身甲下露履与长及足部的战袍。石马系雄性，戴络头，口衔辔，颈系銮铃，在缰绳的牵引下略偏向控马官而作行进状，马尾与一侧后腿相连；马背披障泥，障泥外周饰减地雕如意云纹带，中心雕大朵的海棠花纹，两侧底部分别饰二马追逐纹样。控马官高1.6、石马长2.3米（图二）。石羊作跪伏状，长角盘曲。高0.9、身长1.6米（图三）。石虎作昂首蹲踞状，腹下透雕，长尾盘绕于腹下。高1.2、身长0.9米（图四）。石武士双手拄剑而立，蚕眉环目，颌下有须，神情肃穆。头戴兜鍪，顶部洒插长缨，后缀顿项，左右两侧嵌护耳；肩覆披膊，手臂裹以札甲连缀的臂护，袍袖打结垂于肘下；肩部系用于分隔顿项与肩甲的披肩，作结呈“八”字形系于胸前；身甲为对襟式，下及膝部，胸腹之间围裹宽厚的护腰，护腰上部以两周丝绦横向束勒，并于胸前作结呈“八”字形；护腰中部束革带，革带表面刻划带板，除三台被双手与剑柄遮挡外，圆桃、辅弼、鱼尾皆可见；革带内露出宽大的束腰帛带，向两侧略呈S形垂落；革带下左、右各垂一片膝裙，中垂圆形鹘尾；披膊、身甲、膝裙、鹘尾上的甲片均作细密的山纹甲，山纹甲外缘刻有模拟绢布褶边的包边装饰，其上雕刻缠枝花卉与蔓草纹；膝裙与鹘尾下露履与长及足部的战袍。高2.4、宽1米（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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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土器物

M4出土陶、瓷、玉、银、金、铜、铁器等各类器物共73件（副），主要出土于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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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带　1副（M4∶4）。共19块。青白玉质，局部受沁呈现鸡骨白色斑。表面均有边框，光素无纹（封三∶1）。据其形制及其在革带上的位置，可分为肘之前的三台、圆桃、辅弼、尾与肘之后的排方，共5类。

三台指位于革带最前部合口处的一大两小共3块。标本M4∶4-1，为位于中心部位的正方。表面微弧凸隆起，背面减地掏空挖成“亚”字形，并在“亚”字以外略低于边框的四角各穿凿一牛鼻形孔。宽6.5、高5.7、厚0.6厘米（图一〇∶1）。D形辅弼位于正方两侧，其相对的两个外角均斜杀作委角，背平，在上、下窄端各穿凿一牛鼻形孔。标本M4∶4-2，背面两侧棱边内削。宽1.6、高6.4、厚0.5厘米（图一〇∶7）。标本M4∶4-3，宽1.6、高6.2、厚0.5厘米（图一〇∶8）。

圆桃指位于三台两侧、左右各三的桃形。背平，呈“品”字形穿凿有三个牛鼻形孔。标本M4∶4-4，直径4.7、厚0.5厘米（图一〇∶5）。标本M4∶4-5，因背面尖桃一端的牛鼻形孔残损，遂将两侧棱边内削并在切削形成的斜面上补凿牛鼻形孔。直径4.6、厚0.5厘米（图一〇∶6）。

辅弼位于圆桃两侧，左右各一，形制相同。呈竖长条形，背平，上、下各穿凿一牛鼻形孔。标本M4∶4-6，宽1.5、高6.6、厚0.5厘米（图一〇∶9）。

尾与辅弼相接，左右各一。标本M4∶4-7，背面减地掏空略呈“亚”字形，并在四边多处穿凿牛鼻形孔，其中或有长期使用磨损而补凿，或有玉工在制作时误凿。宽6.5、高7.3、厚0.6厘米（图一〇∶3）。标本M4∶4-8，背面减地掏挖略呈“凹”字形，并在四边多处穿凿牛鼻形孔。宽6.5、高7.3、厚0.6厘米（图一〇∶4）。

排方为长方形，于例应作大小一致的7块，现存6块。面、背皆减地掏空挖成方框形，背框四角穿凿牛鼻形孔，因长期使用磨损而多有修补。标本M4∶4-9，宽7、高6.7、厚0.6厘米（图一〇∶2）。

鎏金银束发冠　1件（M4∶5）。中空，前低后高，冠顶至后部压出五道梁状凸箍，冠两侧上部皆透空，下部有束戴时贯簪所用的圆形穿孔，冠前部迎面四角阴刻卷云纹。鎏金大部分已脱落，冠左侧穿孔部位略有残损。长8.3、宽5.1、高3.4厘米，重56.1克（封三∶2、3；图九∶6）。

金簪　2件。与束发冠同出，应为固冠用簪。簪顶为花叶形，簪身为锥形。标本M4∶6，簪顶为梅花形，长10厘米（图九∶4）。标本M4∶7，簪顶为菊花形，长11.3厘米（图九∶5）。

金饰件　1件（M4∶8）。圆形，薄片状，正面中心部位用双钩法刻划一“日”字，笔画内满饰细密的蓖点纹。外缘刻划凹弦纹两周，间饰以细密的蓖点纹构成的卷云纹带。“日”字下部有两钻孔，应为穿系附缀于衣物上所用。背面平素无纹。直径5.5厘米，重5.8克（封底；图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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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墓主仇成，为明代开国功臣。据文献记载，仇成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投身元末农民起义，以功拔充万户，历迁秦淮翼副元帅、宿卫镇抚、横海卫指挥同知、指挥使，尤以从克安庆声威最著。洪武三年（1370年）升大都督府佥事，后一度降永平卫指挥使。十二年（1379年）七月复官，及论征西功，遂于同年十一月甲午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光禄大夫、柱国、安庆侯。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病故，追封皖国公，谥庄襄[1]。其子仇正于二十三年（1390年）闰四月袭替安庆侯爵[2]。

南京为明初京师重地，历来发掘的明代开国功臣墓为数众多，但其人在《明史》里单独列传且墓上仍保存有神道石刻的，除皖国公仇成墓外，仅见有蕲国公康茂才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祯墓，数量极少。因此，仇成墓的发掘为明代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仇成家族史事

仇成籍贯，文献皆称其为和州含山人，墓志谓其出和州含山县铜城乡，较文献记载更为细致，当从补。又，仇成先世名讳及其封赠，文献俱失载，今据墓志可知，仇成曾祖仇栗，追封考城子，曾祖妣张氏，追封考城子夫人；仇成祖父仇智贤，追封昇城伯，祖妣汪氏，追封昇城伯夫人；仇成父仇文安，追封安庆侯，母葛氏，追封安庆侯夫人。凡此种种，皆可补文献之阙。仇成的妻室与息出，仅知有嗣子一人。关于仇成嗣子的名讳，史载多谓为仇正，但亦有作仇泰[3]，今据墓志所述，当以仇正为是。另据墓志可补，仇成曾娶吴氏为妻，并封安庆侯夫人，此或即仇正的生母。除了仇正之外，仇成尚有一女，值仇成卒葬之际犹待字闺中。

仇成食禄，文献多作二千五百石，唯前引《明太祖实录》作一千五百石，今墓志亦作二千五百石，可证《明太祖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并不准确。仇成年寿，文献失载，据墓志知其享年六十四岁，上推其生年当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仇成之死，《明太祖实录》作洪武二十一年秋七月辛巳，即1388年8月11日，墓志谓仇成系“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以疾卒于家”，为1388年8月10日。此一日之差，未知孰是。墓志继云仇成卜葬钟山之阴为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此亦可补史载。此外，志文起首谓仇成“少负劲气，言行惟纯，殊异于流辈”云云，虽属泛泛之谈，但于刻画仇成的禀性颇为传神，也是平铺直叙的传世史传材料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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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

明初分布于京师（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皇亲、勋贵墓葬，多为前后室的大型砖室墓。这些墓普遍不设铺地砖，据“徽术士云：圹底不砌砖，不筑灰隔，恐绝生气也”[16]。由于明代开国功臣大都来自安徽地区，故明初大型砖室墓普遍不设铺地砖恐有地域风俗方面的因素。墓底铺砖虽“恐绝生气”，但却有助于营造规范整肃的环境氛围，加之江南知识分子在朝廷的影响越来越大，故诸如墓底不铺砖之类的陈规终究不可能维持长久。此前所见，最早在墓室内铺设地砖的明初功臣墓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的西平侯赠黔宁王沐英墓，今据仇成墓的考古发现，可知在墓室内铺设地砖的做法，至迟在洪武二十一年已肇其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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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瓷器最具特色的是装饰白地黑花及彩绘工艺，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如仇成墓出土的白釉梅瓶这类单色釉瓷器不为世人所重。洪武年间成书的《格古要论》就有“古磁器……素者价高于定器”云云[20]，是谓磁州窑白瓷尚且高出宋代五大名窑的定窑同类产品一筹，其所述虽是就所谓“古磁器”而言，但流风所及，也有可能对明初的审美习尚施加持续的影响。因此，仇成墓随葬磁州窑白釉梅瓶，不仅体现了对内廷用器的追慕效法，也暗合了博古家如曹昭之流的审美观。

对明代玉带的研究，以往多关注其形制、纹饰及与使用制度的印证等，但就具体部件如三台与排方而言，如果不是具有主次分明的纹饰或特殊的形制（如三台中间的一块作“亚”字形等），恐怕难以区别、定名。仇成墓出土的素面玉带作为有代表性的文物曾屡经著录，但由于未能从带板背面的加工手法上来进行辨识，故所发表的图片均出现了将三台混入排方之列而将排方当作三台的失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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