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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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掘情况看，慕容智墓为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完整，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明确，随葬品丰富且极具特色，不仅出土了唐墓中常见的彩绘俑群、模型器等，还发现了罕见的大型彩绘木质床榻、屏风、胡床、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器装备（包括铁甲胄、马鞍及各种鎏金银马具、弓、胡禄等）以及种类丰富的精美丝织品等，不仅为研究唐代吐谷浑王族谱系、吐谷浑王族墓葬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是唐墓、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该墓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从发掘情况看，慕容智墓为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完整，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明确，随葬品丰富且极具特色，不仅出土了唐墓中常见的彩绘俑群、模型器等，还发现了罕见的大型彩绘木质床榻、屏风、胡床、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器装备（包括铁甲胄、马鞍及各种鎏金银马具、弓、胡禄等）以及种类丰富的精美丝织品等，不仅为研究唐代吐谷浑王族谱系、吐谷浑王族墓葬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是唐墓、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该墓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
2026年4月9日 (四) 19:30的最新版本
《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
摘要:2019年9～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岔山村浩门组山顶上的1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墓保存完整，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漆木、金属、石器、革制品、丝织品及殉牲、粮食作物等。根据墓志可知，墓主系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智，葬于唐天授二年（691年）。墓葬建造精美且未被盗扰，出土遗物丰富，反映了唐代早期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的特征，极大丰富了吐谷浑墓葬考古资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1]
2019年9月27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在祁连山区进行土地整备时发现1座墓葬。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市等相关单位的配合下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墓位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浩门组所在的山顶之上，东距武威市约35千米，GPS坐标为N37°40′51.7″，E102°22′54.3″，H2672米（图一）。墓葬地处祁连山北麓，为顶部较为平缓的山地和纵谷结合地貌（图二）。经发掘，该墓为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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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壁画
共两处，一处位于甬道口上端的照墙上，从甬道顶开始，直至墓葬开口处，另一处壁画位于甬道及墓室中。
照墙上壁画宽1.25、高1.65米。壁画以白灰为底，上用红、黑线条勾绘出双层门楼结构，似与其下甬道口的木门形成了三层门楼结构。
甬道及墓室内壁画从现存状况可判断出，墓室内壁均满绘壁画，现多数已经脱落，从残存部分看，砖室内壁壁画内容共分上下两部分：甬道东西两壁及墓室内由底至高1.86米处以白灰为底，用墨线勾绘男女人物画像，并在人物的脸部、嘴部、发式及手部等施红、黄等彩，因壁画剥落，具体内容已不详（图一三）。墓室顶部以白灰为底，上涂一层青灰色颜料，再于其上绘天象图。具体为：墓室东壁近正中涂圆形红色区，在其内墨绘一三足乌，从位置及形象判断，该红色圆形区域代表太阳（图一四）；在其对面的西壁上，亦见有一圆形白色区，内墨绘一桂树，树下墨绘一正在捣药的玉兔，从出现的位置及形象判断，其应代表月亮（图一五）；由墓室西北角起直至东南角有一条带状白色区域，应表示银河；在墓室四面穹顶上散见有直径为3～5厘米的红色点状物，应代表星辰。
三、随葬器物
墓葬内随葬品为丰富，包括陶器、漆木器、金属器、石制品、革制品及丝织品等。
（一）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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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俑 主要有人物俑和动物俑两类，人物俑有文官俑、武官俑、男侍俑、女侍俑、骑马俑；动物俑主要为家畜，有羊、狗、鸡。以泥质红陶为主。陶俑多为合模制作而成，内部中空。骑马俑马身上的人物和马匹系单独制作而成，后拼合粘接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造型。现将保存好的陶俑介绍如下：
风帽男俑 造型、大小基本相同。呈站立状，身材魁梧。头戴披肩风帽，脸庞丰满，面颊处施以橘红彩。五官轮廓清晰，弯眉细目，宽鼻小口，双唇紧闭，八字胡下撇。外披交领窄袖大衣，袖长及膝；内着窄袖长袍，腰系宽带。双手拱于胸前，交抱处留有小孔，原当持物。标本MDK1:34，头戴蓝色披肩风帽，外披蓝色交领窄袖大衣，内衬朱红色长袍，腰系黑色宽带。彩绘基本完整。通高23.3厘米（图二〇，1；图二一）。标本MDK1:40，头戴蓝色披肩风帽，外披蓝色交领窄袖大衣，内衬朱红色长袍，腰系黑色宽带。彩绘基本完整。通高23厘米（图二〇，2；图二二）。标本MDK1:41，头戴朱红色披肩风帽，外披朱红色交领窄袖大衣，内衬蓝色长袍，腰系黑色宽带。面部彩绘剥落，依稀可见五官轮廓，大衣和长袍处部分彩绘脱落，露出白色陶衣。通高22.9厘米（图二〇，3；图二三）。
双髻女俑 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呈站立状，身躯瘦削，亭亭玉立。头束黑色双发髻，面部为丰满，面颊处涂橘红彩。以黑色颜料绘出眉眼，五官清晰可辨，弯眉细目，小鼻小口，朱唇微启。上半身着交领阔袖衫，袖长及腰；下半身着束腰露足长裙。双手交置胸前，中间有一小孔，原当持物。两腿分立，足尖从长裙中露出，涂黑。标本MDK2:27，上半身着蓝色交领阔袖衫，内衬黄色衣物；下半身着白色束腰露足长裙。面部残缺严重，仅见左眼和唇部，彩绘基本完整，手中持物已失。通高24.7厘米（图二〇，4）。标本MDK1:15。上半身着蓝色交领阔袖杉，内衬黄色衣物；下半身着白色束腰露足长裙。右侧发髻稍有残缺，彩绘完整。双手握木质仪刀，刀身通体施黑彩，刀首为圆饼形，通体施黄彩，中心涂黑，表示环形。因陶俑和木仪刀分开制作，仪刀尺寸与陶俑手中所预留的小孔并不相配，仅刀鞘尖部分可以插入孔内。女俑通高24.5厘米（图二四）。
戴笼冠骑马击鼓俑 标本MDK2:13，通体以白彩为底，再于表面施加彩绘。头戴黑色笼冠，脸庞丰满，面颊处涂橘红彩。五官轮廓清晰，弯眉细目，宽鼻小口，八字胡下撇。身穿白色阔袖长袍，脚蹬高靿靴，骑坐于马背之上。左右手皆向前平伸，怀抱一木质圆鼓，右手中有小孔，持木质鼓锤。枣红色马昂首直立于长方形托板之上。头向右方微倾，眼眶高凸，圜眼圆睁，小叶形双耳直立，鼻孔圆张，嘴巴宽扁，前伸紧闭。颈部粗壮宽阔，鬃毛经过修剪，短齐平整，涂棕红彩。腹部微鼓，四肢细短，四蹄涂黑，宽大厚重。臀肌饱满，尾巴右弧弯曲，末端打结，半悬于空中。鞍、鞯处施以黑彩，并以黑色颜料绘出眼睛、鼻孔、络头、镳、攀胸、鞍鞯等。通高39.5、长36.4、踏板长21.3、宽13.8、厚1.8厘米；木鼓直径5.95、厚2.7厘米（图二五；封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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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漆木器
木器有彩绘镇墓兽、武士俑、彩绘立俑、侍女俑及带帷帐的床榻、门、胡床、马鞍、朱雀、玄武、羽人、凤鸟等，部分髹漆，见有漆盘、漆碗等。
1.木俑 主要有武士俑、镇墓兽、男侍俑、女侍俑等。以木头雕刻而成，表面施有彩绘。可分为小型木俑和大型木俑两种，小型木俑由一整块木头圆雕而成，大型木俑则是将各部位分别雕刻，最终组合粘接而成。
武士俑 2件。均木质。身躯、胳膊、底座等部位分开雕制，后拼合粘接而成，再整体在其表面上一层灰，后髹漆彩绘。标本MS:11，尚未完全修复，俑身通体彩绘，保存为完整。呈站立状，身躯略向右扭。胸前挺，腹微鼓，双肩后耸，右腿直立，左腿屈膝上抬。身着软袍，外套明光铠，领部正中着一固项，其下束一甲带，自胸部正中向下垂至腹部，后呈横向分束到背后，将胸甲分为左右两部分，上面各有一菱形胸护。固项、胸护贴金，甲带及胸护周边施蓝彩，甲带上再绘有黑色花纹。腹部微鼓，腹上部绘缠枝卷草纹，腹下部绘有一半圆形护脐圆护。背部直挺，自背部至臀部皆穿虎皮，以黑黄彩绘出虎皮纹。腰部系一周粗绳，涂黑彩。腰下系膝裙鹘尾护住大腿。膝裙边缘贴金，内部描绘有缠枝卷草纹，双腿股骨外侧绘出两片椭圆形区域，以贴金和蓝彩相间的条纹为地，其上再以黑色颜料描绘有铠甲纹。膝裙边缘下方雕刻出软质鹘尾，并施以蓝灰、绿灰相间的彩绘，以突显立体。膝裙下衬飘垂的软质长袍，软袍前短后长，后部自左膝斜向右胫处，袍角下垂。裆部有三角形软袍垂下，其上可见层叠褶皱，施橘红彩。小腿缚有吊腿，两侧以黑黄彩绘有虎皮纹。高76.5厘米（图三〇、三一）。标本MS:10，形制与MS:11基本相同。站姿为左腿直立，右腿屈膝上抬。胸甲处绘缠枝卷草纹，固项及甲带皆贴金。通高76厘米（图三二）。
尖顶风帽俑 造型大小基本一致。木质。整木圆雕而成，呈站立状，身材魁梧。头戴披肩风帽，脸庞丰满。浮雕出鼻部、唇部，并以黑色颜料画出眉目、胡须。五官清晰可辨，弯眉细目，宽鼻小口，双唇紧闭，八字胡下撇。外披窄袖大衣，袖长及膝；内着窄袖长袍，腰间系带。双手拱于胸前，交抱处留有小孔，原当持物。标本MS:21，头戴橘红色尖顶披肩风帽，外披橘红色窄袖大衣，内衬黑色窄袖长袍，腰间刻出一道凹槽，以表示腰带。面部涂白彩，彩绘基本完整。通高20.8厘米（图三五，1；图三六）。标本MS:23，头戴橘红色尖顶披肩风帽，外披橘红色窄袖大衣，内衬黑色窄袖长袍，腰间刻出一道凹槽，以表示腰带。仅右手从大衣中露出，抱于胸前。面部涂红彩，彩绘基本完整。通高21厘米（图三五，2；图三七）。标本MS:24，头戴橘红色尖顶披肩风帽，外披橘红色窄袖大衣，内衬黑色窄袖长袍，腰间刻出一道凹槽，以表示腰带。面部涂白彩，彩绘基本完整。通高20.8厘米（图三五，3；图三八）。
平顶风帽俑 造型大小基本一致。木质。整体形制与尖顶风帽俑相同，只不过头戴平顶披肩风帽，且腰间未刻画出腰带。标本MS:22，头戴橘红色平顶披肩风帽，外披橘红色窄袖大衣，内衬黑色窄袖长袍，无腰带。面部涂白彩，彩绘完整。通高20.8厘米（图三五，4；图三九）。
（三）金属器
主要有金、银、铜、铁器等，金银器主要为餐饮器具、腰带饰及马具等。铜器有锁、泡钉、各构件上的饰件及铜钱等。铁器有甲胄、马具及铁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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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带 为黑色皮革质地，中心穿有铁丝，已断裂为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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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形鎏金银带饰 2件。大小、形制相同。略呈圭形。正面边框内装饰有波浪纹，中心铸有雄狮食鹿图案，表面鎏金。雄狮颈部有卷曲的鬃毛，狮尾上竖，正张开大嘴向一只鹿扑去。鹿前肢弯曲，后肢蹬地，作跃起状，欲逃脱狮口。圭形带饰分三层，上层为浮雕花纹的鎏金银片，中间为皮质革带，下层为素面银片。边框的三角有3枚小银钉，将上下两银片铆钉在革带之上。长4、宽2.4～2.6厘米（图四五，2；图四九）。
鎏金银带扣 2件。大小、形制相同。扣环呈扁圆状，扣身略呈三角形，扣环宽度略大于三角形扣身。扣针、扣环通过转轴与扣身相接。三角形扣身素面，与革带相连，上下层连接方法与圭形带饰相同。长3.7、宽1.6～2.4厘米（图四五，3）。
银带箍 1件。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3.2、宽2.3、厚0.2～0.6厘米（图四五，5）。
桃形鎏金银带饰 12件。大小、形制相同。正面边缘为花瓣纹，中心鎏金，饰一昂首前扑的母狮。上下层连接方法与圭形带饰相同。长1.7、宽1.5厘米（图四五，6）。
三角形鎏金银带饰 3件。大小、形制相同。略呈三角形，边缘为花瓣纹，中间饰一趴着的母狮。上下层连接方法与圭形带饰相同。长2.4、宽1.9厘米（图四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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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制品
主要有嵌金腰带、方盒等。
嵌金腰带 1套。标本MS:75，带鞓、带扣、带銙、铊尾皆完整，断为7节（图五五、五六）。除带鞓以外均为金质。根据功能的不同分述如下。
带鞓 为黑色皮革质地，已断裂为多段，厚0.3厘米。
带扣 1件。带扣是与一略呈圭形的带銙连在一起的，扣环呈扁圆状，宽度略大于圭形銙。扣针、扣环通过转轴与扣身（圭形銙）相接。圭形銙正面饰一花朵，三重花瓣，花蕊处为一圆形凹槽，原镶嵌有宝石，现已脱落。圭形銙分三层，上层为浮雕花纹的金片，中间为皮质带鞓，下层为素面金片，边框的三角有三枚小金钉，将上下两金片铆钉在带鞓之上，金钉和素面金片的连接处衬有铜银合金垫片。扣孔宽4.6、长1.5厘米；圭形銙底边长4.65、高5.19厘米。
方銙 4件。均呈长方形，大小、形制相同。正面纹饰与圭形銙一致，为花蕊处镶嵌有宝石的花朵图案。在花朵的四角，装饰有三瓣状的树叶纹饰。四片树叶处有四枚金钉将方銙与带鞓连接在一起，连接方式与带扣扣身相同。长3.5、宽3.39厘米。
桃形銙 7件。大小、形制相同。略呈桃形。纹饰与方銙和圭形銙相同，上下层连接方式亦相同。底边长3.39、高3.9厘米。
扣眼 5件。大小、形制相同。略呈桃形，尾部带有一圆形缺孔，用以给带鞓穿孔，固定带扣。表面同样浮雕有花朵纹饰，但是花蕊处未装饰宝石，而是以三瓣状的涡旋纹代替。连接方式与带銙不同，下层未出现素面金片，直接用三枚呈等腰三角形分布的小金钉与带鞓相连。底边长2.3、高1～1.5厘米。
䤩尾 1件。略呈圭形，纹饰与圭形銙相同，上下层连接方式亦相同。底边长3.6、高5.19厘米。
四、结语
（一）墓主身份、墓葬年代
根据出土墓志记载，该墓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因病于天授二年（691年）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并于“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其“祖丽杜吐浑可汗。父诺曷钵，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跋勤豆可汗”，为“可汗第三子也”。慕容智，史无传，其父诺曷钵为吐谷浑国末代统治者，年幼嗣位，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太宗遣军援之，封为河源郡王，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高宗时，拜驸马都尉。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袭，遂与弘化公主领数千帐奔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吐蕃并其地，吐谷浑亡国。唐徙其部众于灵州（今宁夏吴忠）之地，置安乐州，以其为刺史。垂拱四年（688年）卒，子忠嗣立[2]；慕容智母为弘化公主，是唐朝远嫁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回长安省亲的公主。据慕容智墓志及史书有关其父母的记载，我们大致可知，慕容智于永徽元年（650年）生于吐谷浑王城（伏俟城），在其14岁时国中巨变，随父母逃亡至今武威地区，在武威生活一段时间后，与其父母部族移居今宁夏吴忠。大约在武威生活的少年时代或成年后，至唐都长安，入侍宫廷，担任禁卫军职，宿卫皇帝，因出生高贵且尽忠职守，官至“守左玉钤卫大将军”。慕容智其人，智勇双全，望重边亭，誉隆藩邦，其在吐谷浑族中封号为喜王。691年三月，因病在宁夏吴忠病逝，同年九月灵柩运至武威，归葬于其父诺曷钵的“大可汗陵”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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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可汗陵”及初步认识
墓志载，慕容智死后“迁葬于大可汗陵”。“大可汗陵”系首次出现，其所指为何？
陵区布局、范围及文化内涵等又为何？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且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墓葬发掘期间及发掘结束后，我们对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工作，在该墓东五公里范围内发现有数座与之时代接近、形制特征相同的墓葬（马场滩墓葬、长岭墓葬）。这些墓葬是否属于“大可汗陵”的一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予以确认。
同时，在距慕容智墓东北约15千米的武威市凉州区青咀湾和喇嘛湾一带，曾于20世纪20至80年代发现了金城县主墓、慕容曦光（承袭“可汗”位）墓、弘化公主墓、慕容忠（承袭“可汗”位）墓、武氏墓、李深墓等9座唐早、中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6]。这些墓葬分布于青咀湾和喇嘛湾的一个个小山岗之上，坐北朝南，与慕容智墓特征相同。故可以认为，沿青咀湾、喇嘛湾向西南至慕容智墓一带的武威南山区，为唐早、中期吐谷浑王室家族的大茔区。其中青咀湾和喇嘛湾一带在出土墓志中被称之为“凉州城南之山岗”“凉州南阳晖谷北岗”“凉州神鸟县界”“神鸟县阳晖谷之西原”，可以确认这一带在唐时的地名为“阳晖谷”。该地区出土的墓志信息显示，这批墓葬中年代最早者为葬于699年的弘化公主墓及其长子慕容忠墓，这两座墓葬在时间上均晚于慕容智墓，故慕容智墓提及的“大可汗陵”，应为卒于688年的其父慕容诺曷钵之陵，时间上“阳晖谷”陵区早，当属武威地区第一个吐谷浑王族陵区。自弘化公主始，如其墓志载，吐谷浑王族又“别建陵垣”于“阳晖谷”，形成了新的陵区。至于吐谷浑王族陵区为何在短时间内发生变迁，应与武周时期唐蕃相互征伐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7]。
从发掘情况看，慕容智墓为目前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墓葬形制基本完整，墓葬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明确，随葬品丰富且极具特色，不仅出土了唐墓中常见的彩绘俑群、模型器等，还发现了罕见的大型彩绘木质床榻、屏风、胡床、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器装备（包括铁甲胄、马鞍及各种鎏金银马具、弓、胡禄等）以及种类丰富的精美丝织品等，不仅为研究唐代吐谷浑王族谱系、吐谷浑王族墓葬及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研究和复原唐代高等级墓葬及其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借鉴，是唐墓、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该墓的发掘还丰富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资料，对推动唐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关系史、交通史、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祝藏族自治县博物馆.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 2021(2).DOI:10.3969/j.issn.1000-7830.2021.0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