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两座宋墓
《仙居两座宋墓出土的文物》
【摘要】仙居县文物办藏有一批宋代文物，分别出土于湫山乡下岸村和城关中桥头村的两座墓葬，器物有铜镜、金发簪、银发簪、粉盒、水盂、陶盖罐等，年代约为南宋晚期。[1]
一 发现经过
1999年12月，在挖掘仙居县湫山至安岭段的县道公路路基时，在湫山乡下岸村一座俗称“洋枪头”的小山脚下，发现了铜镜等4件文物及陶瓷残片若干，出土文物为被民杨叶根收走。大约1个月后，当地派出所得悉此事，一边向杨叶根说明国家有关出土文物的法规，要求他暂时妥为保管，一边通知仙居县文物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文物办”）。仙居县文物办于翌日派员赶赴下岸村，杨叶根同志热情地将出土文物上交文物办收藏。据杨反映，这批文物可能是墓葬里的随葬品，因为出土这批文物的地段前些年多有条石、石板发现，时日久了，也不知散落何处，部分构件可能被村民搬走砌筑地坎或建造猪圈了。
2002年4月的一天傍晚，仙居县文物办接到群众举报，在城关中桥头村后山开垦果园时发现一座宋墓，出土文物为外省民工收走，欲转手倒卖。文化局、城关镇、县政府领导得悉后高度重视，要求有关方面各司其职，立即行动，务必尽快追回出土文物。经过一番寻找，终于在民工的住处收回铜镜、粉盒等5件文物。转天早上，在台州市文物办的协助下，仙居县文物办赶赴中桥头后山宋墓现场，进行进一步清理，发现墓葬结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清理后只发现了三枚铁钉和两方正方形的砖板。根据已经严重损坏的墓葬现场，判断该宋墓为双室并列的砖椁石顶墓，石板厚重粗大。墓坑长约3.2米、宽3.3米、深2米。
二 出土文物
湫山乡下岸村“洋枪头”小山岗出土的器物有：
......
3. 金发簪 1件。已断成5截。部分残片已缺失。簪体镀金，细长圆筒状，空心，素面。簪尾錾刻一朵盛开的菊花形花帽，扣在筒柱上（图九）。
4. 银发簪 1件。单股，素面。两头粗，中间细。已经断为三截，可修复。长8厘米（图十）。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湫山乡下岸村“洋枪头”小山岗出土的器物，从村民杨叶根介绍的情况看，应该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两座墓葬的出土文物，都符合两宋时期的器物特征，可以断定这是两座宋墓。下岸村宋墓出土的铜镜，镜背主题纹饰为四组兽面纹，比较罕见，可能受到了中国南方宋元时期青铜器仿古风潮的影响。据研究，目前中国南方地区现已出土的宋元青铜器中，仿古礼器占大宗，陈设兼实用的器物也有不少，宋代的复古风潮虽以朝廷为主发起，也波及地方和民间。在仿古青铜器上的纹样类别中，兽面纹占有不少比例［1］。下岸村出土的兽面纹铜镜，与湖州莫蓉乡窖藏出土的南宋贯耳瓶上的兽面纹构图十分相似［2］，可以推测该镜也是仿古风气影响下的产物，其年代为南宋时期。同墓出土的青瓷水盂，胎骨坚质细密，冰裂纹明显，口沿露出胎色，底部露胎；且肩部多次施釉而呈绿色，釉层丰厚柔和。该水盂具有南宋较晚时期龙泉窑产品的特征。同墓出土的米黄釉青瓷水盂，灰白色胎，整器内外满釉，只在口沿和底足部露胎，釉表柔和，布满均匀细密的开片纹，也具有南宋较晚时期龙泉窑产品的特征。因此，下岸村宋墓的年代定为南宋晚期应不至于大谬。
仙居城关中桥头村后山宋墓出土的圆形带柄铜镜，主题纹饰为双凤，属于花鸟镜范畴，是浙江南宋时期最为流行的镜种。双凤镜多为圆形或圆形带柄，凤体硕大，满铺镜背，采用单线白描，纹饰纤巧，手法精细，刻画清晰，堪为宋镜之杰作［3］。浙江东阳前胡山村宋墓出土的圆形带柄双凤镜，铸造于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4］，为仙居中桥头村后山宋墓的铜镜断代提供了依据。该墓出土的六出葵形镜属于湖州石家镜，并铸出铭文，属于宋代浙江最为流行的商标铭文镜。此类镜于北宋中、晚期出现，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是浙江地区最具有地方特色的镜种［5］。该镜铭文“湖州石家清铜照子”中，“清”字为“青”字之误。同墓出土的青白瓷粉盒，胎灰白且薄，釉色青白而润泽、柔和，釉面开片，似为南宋中晚期景德镇窑系的产品。金发簪在簪尾錾刻一朵盛开的菊花形花帽并扣在筒柱上的作法，与浙江东阳金交椅山南宋墓葬出土的银鎏金花卉纹簪近似［6］。综上，中桥头村后山宋墓的年代也可以大体确定为南宋晚期。
根据走访下岸村村民以及对中桥头村后山宋墓的现场清理，仙居这两座墓葬都属于砖室墓，结合以往的考古调查，仙居地区很少发现砖室墓。由于两座墓葬都没有发现墓志，墓主人的身份不得而知，但根据出土文物，我们可以推测，下岸村宋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位有较高社会地位或家庭比较富裕的女性；中桥头后山宋墓出土的器物既有文具，又有女性生活用具，当为夫妻同穴墓，男墓主生前应该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人士。
- ↑ 华涛琛,张峋.仙居两座宋墓出土的文物[J].东方博物,2013,(04):5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