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
江苏漣水三里墩西汉墓
1965年2月，江苏省涟水县三里墩发现一座西汉墓。掘开了墓室南部一小部分，挖出了一些铜器等随葬遗物。我院闻讯后，即派人调查并清理了残墓。[1]
一、地理环境及墓葬发現經过
三里墩位于涟水城北12.5公里，浅集之南约1.5公里，东临盐河，属河网公社刘桥大队（图一）。这里地处黄河故道北岸。由于历史上旧黄河屡次泛滥，这一带地表一般均覆盖有厚2———3米的黄沙土层。三里墩原来是一个高7——8米，南北长约40、东西宽约20米的大黑土墩。1959年以来，由于历年挖取黑土，此墩已逐渐被挖成深达4米多的一个大水塘。其间曾挖出过不少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与此次清理的墓葬大约同时期的铜器、陶器等遗物。从实地调查可以看出墩下原有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到了西汉时期，这里又成为葬地。我们实地观察时在“大塘”的断面上还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夯土层，每层厚8——10厘米，有清楚的夯窝，夯窝圆形平底，直径约5厘米。因此，三里墩实际上是一个大封土堆。
1965年2月中旬，当社员在此黑土塘的北部（已越出三里墩的北缘）扩大挖掘面积时，发现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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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葬器物
随葬器物是分先后两次出土的。其中一部分是群众挖黑土时取出来的；另一部分是我们发掘清理出来的。两次出土的随葬器物较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有79件，铜器碎片和杂件14件，共93件；另有刀币和近铢钱若干。
随葬品一般均放在石椁以内。其分布情况大致是：较大件的铜制器皿如壶、鼎、牺尊、罐、盘、耳杯、架、小刀币等基本上都放在
墓室南侧（群众即是在这一侧挖黑土把这些器物取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回忆，我们补绘了其中一部分遗物的分布示意图）；陶罐、瓮等则放置在墓室的北侧和西端；分布在东端的有铜鹿、铜马、铜镜、金带勾、鹰座玉琮等；其他如玉璧、玉瑗、玉镯、石圭、铜车、铜俑、五铢钱等，则多分布在墓室中部（图二）。
现将出土随葬器物分述如下：
（一）铜器共47件。
箭形器 1件（31号）。圆箭形，上缘薄、下缘厚，有一个小凸突。表面镶嵌一些三角形的鎏银纯铜片（图四，6）。该器用途不明，可能为衡饰。
俑 1件（42号）。作微蹲坐形，足部已断失。偏髻，五官均清晰可辨。两臂前伸，平握双拳，拳中空，似原握有他物。残高7.5厘米（图版拾壹，3）。我们怀疑该俑系附在前述铜车上的御者。
戏俑 1件（86号）。系三裸体人象环抱，一男二女。高5厘米（图版拾壹，2）。
（二）金银器共6件。
金带钩 2件。分二式：
Ⅰ式1件（11号）。含金量约80%，重56克。钩身扁圆，有繁复的浮雕和镂刻的花纹。钩端作兽头形，钩身分布四爪；反观钩身下部呈一大兽面形，眼眶内嵌黑料珠。钩身两侧各盘绕一条夔龙（图版拾贰，2；图四，5）。
Ⅱ式1件（12号）。含金量约94——95%，重257克。全身作琵琶形，浮雕出极精美的花纹。钩端向上则为一坐兽形象，钩端为兽头，钩身具四肢及爪；反置则钩身呈一长耳双角的兽头形，瞋目露牙，相貌狰狞，两侧还各蟠绕一条小蛇。构思和制作都很精巧（图版拾贰，3；图四，7）。
银匝 2件（6、7号）。形制相同，均已残破。椭圆形口，浅腹、凹底。流细窄如柄。器壁甚薄。口径8.1厘米（图四，8）。
金片 2片（38、87号）。均为长方形薄片。长6.9、宽2.7厘图八刀币米。在两宽边和一窄边的边沿有整齐的一排小针孔。可能原系缝缀在衣物上的装饰品。
（三）玉石器共12件。
鹰座玉琮 1件（8号）。为白玉制成，通高8.4厘米。较为别致的是，上面扣有鎏金的银盖，盖面还嵌有水晶泡一粒；下面套有鎏金的银底座并连着圈足，另有四个展翅的银鹰托住圈足。鹰的造型精细而逼真（图三，2）。
玉璧 4件（9、26、27、37号），大小不等。最大的一件（37号），直径8、孔径4、厚0.35厘米；另一件（26号）直径3.8、孔径1.6、厚0.5厘米。系用白玉或青斑玉制成。两面均镌刻谷纹。
石璧 2件（25、45号）。用灰黑色细质石料制成。两面有阴刻涡纹。其一（25号）直径9.3、孔径5、厚0.35厘米。
玉镯 1件（28号）。白玉，有大块青斑。剖面长方形，正面刻有谷纹。出土时已残缺。
玉泡 1件（10号）。白玉制成。凸面刻有谷纹。底面有三个凹窝，当中的凹窝较大，椭圆形，中有小孔透顶；两侧的凹窝较小，圆形，均有向内斜穿与中窝相通之小孔。可能系缝缀在衣物上的饰件。
石圭 1件（43号）。黑色板岩制成。尖首，下部略残缺，剖面长方形。现长24.5、宽5.9厘米。
另有残方形石片1件，中有孔，未知原为何物。
四、結語
（一）关于墓葬的时代
清理过程中，在墓室内发现一叠五铢钱，计22枚。从字迹可辨的数枚看，字形上可分两类：一类五字中间两笔较直，朱头方折；另一类五字中间两笔稍弯曲，朱头亦方折。这些五铢钱约是西汉武帝————宣帝时铸造①。
此外，灰陶罐、瓮、釉陶罐等随葬品，也都具有汉代陶器特征。如小口圜底绳纹罐，也有人叫釜或飜，在洛阳西郊②和长沙沙湖桥③的西汉墓即出过同类器形；双鼻黄褐釉陶罐也曾见于长沙沙湖桥西汉墓。有些薄胎铜器如铜鼎（80号）、铜壶（51号）以及铜耳杯等，亦皆具西汉时期作风。
因此，这座墓葬是西汉时期的墓葬。
但此墓中还出土了一批纹饰纤细华丽的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的铜鼎、铜壶、铜牺尊、铜镜，以及铜马、金带钩等随葬品。它们却又与洛阳金村、浑源李峪村等地被认为是“战国墓”所出的同类器形相同或在形象及风格上有相似之处④。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错金银、镶嵌的技术，到了西汉时期仍然流行。洛阳金村遗物，是由八个墓葬出土的。郭沫若同志定为周安王22年（公元前380年）的“廱氏编钟”出自金村第七号墓。但是金村出土的一件银套架底部，镌刻有“三十七年工右舍□□重八两朱□□”字样，有人解释这年号指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的最末年。因此，洛阳金村古墓中，至少有的时代下限已达秦汉之交，甚至有的可能已到了西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两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错金银铜器，说明直到西汉中叶仍盛行这种制作工艺。以上情况，可以作为这座墓葬的“战国式”器物，实际上就是西汉时期制作的佐证。当然，也不排斥另一种可能性，这些错金银铜器中，有一部分，原为战国器物，后被西汉贵族攫为己有，死后又作为随葬器。西汉墓中随葬具有战国作风的铜器，在河南陕县后川的西汉墓中亦常有发现⑤。
（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这座墓规模较大，结构及建筑方法也较特殊，积石为椁的结构，同战国晚期封建贵族的“积石积炭”墓相近⑥，出土遗物又十分精美贵重，因此，墓主人应是西汉时期的封建贵族。关于墓主人的身份，我们初步推测可能与鳣侯应或其家族成员有关。
据《汉书·王子侯表》：鳣侯应，城阳顷王延子，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四月戊寅封于襄贲，五年坐酎金免。襄贲，即今涟水境⑦。这座墓葬从地理位置和时代来看，与鳣侯应封地和分封时间基本一致。
墓内随葬品中有五铢钱和刀币。刀币形制较小，重量较轻，刀面、刀背都没有文字。就形制和尺寸而言，它与山东临淄出土的弧背凹刃的安阳明字刀相近⑧，说明这种刀币既有战国时期刀币的特征，又有不同之点。
汉高祖刘邦废除了盐铁专卖和货币专铸，《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币……于是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封国亦有“自行即山铸钱”。可见汉初币制比较混乱，作为封建贵族传统势力强盛的封国————齐的地区，沿用战国齐刀币或者承袭旧制自行铸造不是不可能的。鳣侯应是齐悼惠王的后代，他的父亲和先祖都在齐的范围内就王，而墓内出土大量的未经锉磨和使用的小刀币，从地理上看这里战国时属楚，不是使用刀币的地方，因此我们怀疑它是西汉时齐国的自铸币。并推测这批带齐器特点的遗物是鳣侯应始封就国时从北方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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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漣水三里墩西汉墓[J].考古,1973,(02):80-87+89+14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