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
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
鞍山市文化局文物组
崔源族墓位于鞍山市东郊千山公社倪家台大队村东的山坡上，距市（立山）区十一公里，鞍山至千山的公路由村中通过（图一）。解放前，崔源墓曾经被盗，在墓室上部封土中挖出“昭勇将军崔公墓志铭”一合①。此后墓葬遗迹不明。近年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残存的墓园，经过调查，确定此处即为崔源墓地。1975年，我们对崔源族墓进行了发掘，从6月10日开始至9月13日结束，共发掘墓葬十九座（编号为15号），出土墓志九合（连同崔源墓志共为十合），墓券一方及其他许多重要文物。十方墓志和一方墓券录文附后。[1]
一 墓园建筑情况
崔源族墓位于一个东西走向的山岗西端坡地上，南北两山夹峙，中为山谷。墓园坐落在山谷后部的山坡上，谷口即是倪家台大队（图一八）。
墓园前方后圆，东西长43.7、南北最宽处44米。园墙基部用大石块垒筑两三层，上面砌以小石块，底宽90厘米，现存最高处为1米。发掘时，园墙上部已圮。园门在西墙中间，门内侧有石门槛。门宽1.8米。门外有砾石铺砌的道路（图二）。
在门外砾石道路的前方，清理出石人、石马等八件石刻，其位置大部分已移动。石人两件，一件已残，一件基本完好。系绿砂岩雕刻的文官像，身长2.15米。头戴方巾，大耳，有须。身着宽袖博带官服，执笏，腰部系带，并打成花结飘下（图三、二一：左）。石马两匹，已离石座，系绿砂岩雕成，体肥硕，跪卧，侧首，戴笼络，缰绳搭在背上，身长1.55米（图四、二一:右）。石马座二，长方形，花岗岩雕成，四面饰如意云头纹，长1.25米。石虎两件，雌雄各一。绿砂岩雕成。雄虎高1.3米，蹲坐，前视，獠牙，长毛披拂，形象凶猛（图二○）。雌虎高1.1米，前腿缺，姿态同雄虎。石虎座一，方形，花岗岩雕成，周边饰云头纹，边长35厘米。龟趺座一件，花岗岩雕成，仅存颈部。
墓园内，有一石砌建筑基址，南北长4.8、东西宽3.1米。附近有残碎砖瓦，应是享殿建筑的遗存。
二 墓葬概况
现将发掘的十九座墓中出有墓志的七座墓简述于后。
1、崔源夫妻合葬（1号）墓
崔源夫妻合葬墓，位于墓园后部居中。土坑双穴，两棺不相联属，各自封土坟头。崔源棺在右（北），其左（南）侧相距2.15米为其妻棺室（图五）。另在崔源墓室的封土里，埋有大口缸胎粗瓷盖罐一件，内盛火化骨殖，亦为崔源妻属。
崔源墓圹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壁陡直，无墓道。残存封土坟头高1.6米，封土正中有一直径1米的盗坑。其妻属墓圹的形制基本相同。
崔源墓圹中出土松木棺一具，已朽残。棺壁用榫铆结合，底、盖用棺钉，棺外施红漆。其妻属圹内木棺结构与之相同而稍小，腐朽较甚。棺内人骨头东脚西，仰身直肢。骨殖部分已朽。崔源墓圹左侧封土中出茶末绿釉火葬骨灰罐一件。器形较大，上丰下锐，缸胎，平底，有盖，圆钮，侧有圆孔。内全釉外部不到底。通盖高33.5、子母口径34、底径18.6厘米（图三五、图六:1）。罐内盛火化的骨殖。
墓中遗物不多。崔源墓志在解放前已被盗，此次于墓底东端掘出墓券一方，黄釉盖罐一件，棺内出金箔钱四枚、银箔钱二枚，骨架腰部出革带一条。其妻圹内东端出黄釉粗瓷罐一件，棺内出铜镜一件、木梳二件、小金环二件、金箔钱一枚、银箔钱八枚、铜钱二十枚。骨灰罐内出烧熔的金丝三段。
2、崔胜夫妻合葬（8号）墓
崔胜夫妻合葬墓在崔源墓左（南）侧稍前。长方形土坑竖穴，圹壁陡直，边线清楚。后壁右侧有壁龛，曲壁平底。
圹内分置三棺三椁。右侧为崔胜木椁。椁长方形，有盖无底。椁内为木棺，棺壁双层，四角间用木板连结，把棺壁间隙形成四个部分，成为“边箱”结构。中间为崔胜妻李安木椁。棺椁与崔胜棺椁结构相同，亦有“边箱”结构。左侧木椁保存较差，棺大头小尾。三棺内人骨架均头东脚西，仰身直肢（图七、一九）。
墓内出土遗物：崔胜椁室后部壁龛内出泥俑一组，椁外后部侧立墓志一合，头骨附近出银发簪一件，冠饰一件，现残存绢布及断银丝，骨架腰部出银带饰一条，棺底出金箔钱六枚、银箔钱二十枚，放置较有规律。李安椁室后部上方填土中出墓志一合，棺内头骨附近有丝织品痕迹和铁丝残段，应为冠饰，其中并出银环一件，金发簪二件，包金顶银发簪三件，头骨旁出金耳饰一付，胸部肋骨间出金襟扣三付、银钮六枚，指骨下出金戒指一件，棺底上有金箔钱三枚，银箔钱六枚。左侧椁室后部圹底上出锡器十九件，椁外前端出缸胎粗瓷碗、罐各一件，棺内头
部分，因此墓室上部铺砖大部分被取用。右室右壁拆除后未再修补，因而墓室无右壁。墓室中间砖砌隔墙的前后两端各留一孔洞，以通两室。两室前壁各有一壁龛，高18、长44、进深40厘米（图八）。
墓内共葬四人，应是崔鑑与其妻属。崔鑑葬在左室左侧。椁已朽残，椁内木棺一具。崔鑑椁右侧亦一棺一椁。右室并列二棺，左侧木棺仅棺盖稍残，棺外仍存红色。右侧木棺为崔鑑继室费氏。四棺骨架保存均较好，葬式为头东脚西，仰身直肢。
墓内出土遗物：崔鑑木椁前端的圹口上方出墓志一合，棺内头部出金发簪一件，骨架腰部玛瑙带饰一条，下肢部分金箔钱七枚。左室右棺前部壁龛出锡明器二十三件，棺内头骨有冠饰一件，现仅存一些绢布残片和许多大小不等的珍珠，金发簪一件，顶嵌玛瑙金发簪二件，银发簪一件，头骨右上方粉脂一合，头骨下方出葫芦形串绿松石、珍珠金耳饰一付，胸部出玉、水晶、绿松石佩饰一组，股骨两外侧出嵌松石金戒指四只。右室左棺前端壁龛中出锡明器二十一件（图二九），棺内头骨旁银发簪一件，两侧有葫芦形金耳饰一付，冠饰一件，已残，现存许多珍珠，下肢部位出金箔钱一枚、银箔钱四枚。费氏随葬品，棺前端圹底斜立墓志一合，棺内头骨旁出银发簪三件，骨架两侧出“崇宁重宝”钱四十三枚。
4、崔鍇夫妻合葬（4号）墓
崔鍇夫妻合葬墓在崔胜墓左侧稍前。长方形土坑竖穴，前后有壁龛。圹内一椁三棺，分葬三人。右侧系一空圹，无葬具、人骨痕迹，只在圹底出“太平通宝”钱一枚。中部为崔鍇木椁；椁内平置一棺，大头小尾。崔鍇木椁左侧为其妻属二棺，棺木朽蚀较重。三棺内各葬人骨架一具，头东脚西，仰身直肢。
墓内随葬遗物：右侧空圹出铜钱一枚，崔鍇圹后壁龛内出墓志一合，前壁龛内缸胎粗瓷小口瓶一件、锡明器一组，因残朽破碎，原件数已不可知，棺内头骨上部有丝织品残片和铁丝残段，应是冠饰，骨架腰部出鎏金镂花铜带饰一条，棺底出金箔钱五枚、银箔钱十枚。崔鍇左侧棺内头骨两侧出葫芦形金耳饰一付，下肢部位出铜钱三十三枚，趾骨下方铧铁一块。
5、崔哲夫妻合葬（13号）墓
崔哲夫妻合葬墓在崔鍇左侧稍前，墓圹邻墓园南墙基。土坑竖穴，平面略呈梯形。圹内置一大型木椁，有盖无底，保存完好。椁为榫鲫结构，套接精确，平面呈“日”形。
椁内并置二棺，保存完整。右（北）棺葬崔哲，棺外红漆大部脱落。左（南）棺为崔哲妻白氏，棺为香柏木制成，至今香气依然很浓。棺头大小尾，前高后低。两棺所葬骨架均头东向，仰身直肢。
墓内遗物：前部椁口墓志二合，崔哲头骨上方有铁丝残段，应为冠饰，金耳挖簪一件，棺底出金箔钱二枚、银箔钱四枚。白氏头骨旁金发簪六件，葫芦形金耳饰一付，股骨外侧金戒指一件，棺底出铜钱十二枚。
6、崔贤夫妻合葬（11号）墓
崔贤夫妻合葬墓在墓园右侧，即近北墙的一座。墓圹前端左侧和左壁后部各有一小壁龛。圹内二棺二椁。左（南）侧为崔贤，右侧为其妻属。两椁并列，相距5厘米。崔贤木椁平面呈“日”形。椁内平置一朱漆木棺，大头小尾。右侧棺椁亦同。两棺内人骨架头向东，仰身直肢。另在圹右壁外侧平置一较小木棺，与圹口平齐，应是后来葬入。此墓三棺皆同，榫鲫构成，不见棺钉。
出土遗物：崔贤椁盖上部出墓志一合，前壁龛出锡明器十六件，左壁龛内出一组泥俑人及驼、马等，棺内出银箔钱三枚。右棺头骨旁出金发簪四只，金箔钱六枚，葫芦形金耳饰一付，股骨两外侧金戒指二只。
7、崔世武夫妻合葬（3号）墓
崔世武夫妻合葬墓，在崔源墓前方。圹底并置三棺，崔世武棺在左（南），右侧二棺为其妻属。崔世武棺下垫扁平石块。三棺与人骨保存均不好，尤其中、右二棺仅见头骨残片和部分牙齿。
墓内随葬遗物：崔世武棺后外侧立墓志一合，棺内头骨上方银簪一枚，骨架左侧与棺壁平行置革带一条，上肢部位散出金、银箔钱十枚。中棺前圹底上出缸胎粗瓷碗、罐各一件，碗反置罐口上。右棺仅在棺底中部出铜顶针一枚。
此外，其他无墓志的十二座墓葬，基本结构和上述诸墓相同，唯更觉简陋，遗物不多，不再逐一说明。
三 随葬器物
......
3、冠服饰
冠饰 七件。分出于M8（崔胜）、M2（崔鑑）、M13（崔哲）中。俱已残朽，不辨形状，一般都存绢片和铁丝残段或银丝等构件。M2的两件冠饰均出有许多大小不同的珍珠。
革带 七条。可分两种。
①实用革带 三条。出于崔胜（8号）、崔鑑（2号）和崔錯（4号）墓中。出土时鞋已腐朽，仅存部分绢纹和皮革残片；保存较好的是带面的饰板。崔胜革带为鎏金錾花银饰板，与卡簧、蛇尾等共二十节。饰板面均錾花木树石舞狮绣球等，图案花纹秀丽，制作精细，造型逼真，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图版陆；1、图九）。饰板有长方、桃形两种。长方分大小两式，大者十节，长6.4、宽3.1厘米；小者四节，长2.2厘米，宽与前同。桃形六节，宽3.2厘米。崔鑑革带，饰板二十节。板面为玛瑙石制，边围以鎏金铜片，底衬薄木板为垫芯，背镶铜片（图版陆：2）。玛瑙石有自然水云纹理。饰板有长方.桃形两种。长方分大、中、小三式。大长方二节，一端弧形，背面铜板铸凸起动物花纹，长8.7厘米；中长方七节，长7.5厘米；小长方四节，长2.3厘米。桃形六节。饰板宽6.3米、厚0.7厘米。崔鐥革带，饰板十九节。饰板铜制，板面雕镂舞狮、松树图纹，玲珑透剔，别具一格。板背面嵌薄木片制成的板芯。革带两端的一节饰板，正背面均雕镂同式花纹，当中夹衬丝织品。饰板大长方十节，长7.7厘米；小长方三节，长2.2厘米；桃形六节。宽皆5.3、厚0.8厘米。
②非实用革带 四条。出于崔源（1号）、崔哲（13号）、崔世武（3号）和M5中。形制相同，现以崔源例（图版陆：3）。带輥已朽，可见皮革残片，饰板二十节，饰板有长方、桃形两种。长方形十五节，分大小两式。大者长6.6、宽4厘米；小者宽同前，长仅及大者三分之一，即成竖长方。大的有两节，一端呈弧形。桃形六节，宽4厘米。饰板厚皆0.7厘米。饰板系用0.1厘米厚的铜片围成，后面焊接铜片作背板，板上錾孔用铜丝和鞓连结；饰板正面槽里嵌以“漆泥”状物质。M13崔哲革带桃形饰板为十节，此式数量较其他各墓的革带为多。
钮釦 十件。崔胜（M8）墓出金濬釦三付、银钮六只；崔鑑（M2）墓出银钮一只。
4、装饰品
发簪 三十一件。分金、银、铜三种。
①金发簪 十五件。M8（崔胜）出土二件，顶部錾花，长10.9厘米（图版陆:4左）。M2（崔鑑）出土三件，扁平金片制成，两件顶嵌肉红色玛瑙石，簪长12厘米；一件顶为蘑菇状，簪长10.3厘米（图一○）。M13（崔哲）出土六件，蘑菇状錾花顶簪四件，长10.5厘米；錾花顶六楞簪体一件，长10.7厘米；另一件嵌物（已脱落）发簪，长16.3厘米。M11（崔贤）出土四件，顶皆錾花，每两件相同，簪长8厘米。
②银发簪 十二件。M8（崔胜）出土五件，其中二件包金顶錾花，长13.8厘米；无纹饰三件，最短的长8.8厘米。M2（崔鑑）出土六件，簪顶形状各异，方形包金顶二件，长12.5厘米；包金顶嵌绿松石一件，长11.5厘米；花式金顶一件，残存簪顶部分；另一件无纹饰，长11厘米。M3（崔世武）一件，三角形簪顶，长10厘米。
③铜簪 四件。分别出于M6——1、M10、M12中。
金耳挖簪 一件。出M13（崔哲）中。顶端勺状，颈部六棱体，圆簪身，长9厘米。
金耳饰 十二件（六付）。可分两式。
①葫芦形金耳饰 五付。状如“乙”字，形体大小相近，但制作各不相同。M8（崔胜）金耳饰以极细金丝焊成空体葫芦形，长4.2厘米（图版陆:4中下）。M2（崔鑑）金耳饰用金丝串大粒珍珠作葫芦形（图版陆:5下）。M4（崔鍇）金耳饰，实体，身有细条纹。M13（崔哲）金耳饰，实体，瓜棱状。M11（崔贤）金耳饰，实体，光素无纹。
②金丝串松石、珍珠三角形金耳饰 一付。出于M2（崔鑑）中，长5厘米（图版陆:5上）。
金戒指 九只。可分两式。
①嵌石戒指 七只。出于M8（崔胜）、M2（崔鑑）（图一三）、M11（崔贤）中。戒指面嵌石一块或两块不等，状或圆形或桃形。嵌紫碧玺、玛瑙或绿松石等。
②素面戒指 一只。出M13（崔哲）中，光素无纹饰。
佩饰 一组。出M2（崔鑑）中。由玉石、水晶、绿松石雕刻的玉佩、童子、葫芦形坠等九件组成，并用金丝串结，制作较工（图版柒：1）。另一件，绿石葫芦形饰，出M6——2中。
金、银环 三件。金环二件。出于M1（崔源）中，直径1.7厘米（图版陆：4右上）。银环一件，出M8（崔胜）中，直径1.2厘米。环均很小，俱出在头骨上下，应是冠饰构件。
5、梳粧品
......
木梳 二把。亦出M1（崔源妻）中。木制，弧背，大小两种。大者完整，长11.4厘米（图一二）；小的已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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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泥俑 共两组，见于M8（崔胜）和M11（崔贤）中。俑泥制，未经火烧，置于壁龛内，复填以土石，由于潮湿和挤压，大部变形已与填土粘合在一起。从出土情况观察，每纽约二十余件。可辨识的有人、骑马俑及驼、马等。俑为细红泥模制，形体均不甚大，但造型生动，刻划逼真，细部清晰可辨，加以敷色涂粉勾墨，益显形象有力。以马为例，马身备有鞍、镫及衔、镳等，马身及饰物分别涂白粉或用墨画，富有生态。这类泥塑为过去明墓所未见。
四 墓园的形成时间和葬制
崔源族墓的发掘结果证明，其形成时间起自明朝初年，直到明朝晚期，和整个明代相终始，墓葬大部分未经后世人为破坏，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过去是不多见的。
根据墓志，崔源（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死于景泰元年，1450年）的先世仕元为安抚，后归顺明朝，家族就都在明辽东都司作官。崔源死后，其子崔胜为他建了这处墓园。墓园建成于景泰元年，它的上限十分清楚。另外，从实际发掘结果外，崔源也是这一墓园中辈份最高的。但是，关于墓群最后全部形成，则应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墓葬的埋葬序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崔源墓在后部居中，然后向两侧排列，这后部一排由崔源至崔贤，共埋葬了四代。第二排中部（崔源墓前方）为崔源五世孙崔世武，葬于嘉靖五年（1526年）。从第一排葬四代人可知，第二排也决非崔世武一代。而在崔世武前边还有第三排（5号墓）墓葬；从墓葬的埋葬序列推断，此时也应是接近明末，并且出现“乱埋”现象，如有的墓葬反居于墓园上方，正是墓园形成过程中的晚期特点，而这些墓葬从葬制和出土文物观察，也表现出晚期的特征。崔源族墓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东北地区的历史状况。
崔源族墓构造比较简陋，一般都是土坑竖穴，无墓室和墓道；而我国其他地区的明墓，则不是这样，并且有人认为类似这样的明墓是很少见的②。从文献资料和出土墓志记载，由崔源到崔世武这五代，其品阶和官职都较高③，这种简陋的墓葬，和崔源家族的身份不相称。虽然这处墓地有墓园，但和其他地方同时代的一些相类似人物的墓葬相比，确有很大差别。以崔源墓为例，更可看出这种不同。崔源本身仅为一棺，其妻一为木棺，另一只是粗缸胎骨灰罐，随葬品亦寥寥几件常用的东西，别无专为死者备制的器物。崔鑑墓是较为特出的，原砌一狭小的砖石墓室，但仅砌出墓壁，上无墓顶，下不铺底，也无墓门和墓道，墓壁也是经过一次拆后接砌，而右壁迄今未完成，结果形成一座只前、后、左三面有墙壁的墓室，其简陋可想而知。至于其他的墓，或有椰，或仅具一棺，有的采用火葬，规模更小；而部分墓葬填炭灰三合土，就地取材④，并非难得之物。因此，和他们地位相近的某些人的墓葬相比较，就显得逊色了。如四川洪雅明知府张鹏墓⑥，出土银锭一百二十八个，重达一千四百三十多两；成都明魏本墓⑥，以藩王府太监的地位，墓室结构颇具规模，出土遗物也很精致；至于像北京苇子坑明夏儒墓⑦、南京明太监金英墓⑧、苏州明王锡爵墓⑨、福州明张海墓⑩、兰州明彭泽墓⑪等，也是不能比拟的。通过对崔源族墓的发掘，可以进一步说明明代东北地区葬制上的特点。以辽阳地区看，现已清理发掘的明墓，如吴俊、李贵、吴诚、李良、陈通、邓佐、高宝等⑫，其品级和官阶与崔源家族相近，在墓葬和出土遗物上，虽然偶有出入，但相差不多，应该看做是一个地区的时代特点。
崔源族墓有的采用火葬，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宋元以来，特别是北方地区，火葬流行（在辽宁，从考古发掘上看，火葬在辽、金时期是很普遍的），到了明代，建国之初就下令禁止火葬⑬。崔源是明初的地方高级军官，禁令应该遵行，而他的妻属就采用火葬，晚期的6——4号墓也用同样葬法，这就不能不予以注意。应该说这种火葬的形式，是崔源族墓在葬制上的又一特点。从而也说明当时在辽宁地区这种简仪的葬俗还仍在流行。
五 出土遗物的一些特点
崔源族墓集中地出土了十合墓志和一方墓券，提供了许多明代有关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但就墓志的出土情况，也有一些特殊现象，应当加以说明。根据我们发掘的经验，墓志一般都出在墓室里，且大部分平置。但崔源族墓所出的墓志，有的在圹底，有的在木椰盖上，有的在地表上面封土中，并且放置的位置也不固定，或在前部，或在后部。较为有规律的是，凡在圹底出土者，均为侧立；在上部的则系平置。较为不常见的，是将墓志埋在地表封土中，这种做法是我们发掘崔源族墓初次见到。崔源墓就是这样，墓志埋于原地表上的封土中，因而在解放前其墓被盗时，只在上面封土里挖出一合墓志，墓室本身没有受到任何损毁（图一四）。这种放置墓志的方法，是过去所未见的。
崔源族墓中未见到瓷器，与辽宁或其他地区的明墓不同，也是一个特殊现象。明代是我国瓷器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从永乐到嘉靖，又正是我国陶瓷工艺由素瓷向彩瓷飞跃的阶段，青花器更是这一时期中的典型产品。但是崔源族墓中竟不见一件瓷器，从其官阶来看，是不应该这样的；同时，在7号和14号墓的填土中，就出土了民窑青花瓷片，说明建墓前当地已有弃置的碎器，可见当时瓷器的使用还是比较普遍的，因而对崔源族墓不随葬瓷器这个问题，应予以注意。至于墓中出土的所谓“瓷器”，只有碗、罐两种，其质地有的是缸胎，有的是釉陶，按构成瓷器的条件来讲，是不能称之为瓷器的。在崔源族墓中，这种釉陶或缸胎的碗、罐，几乎每墓都有，这就构成这一墓地的一个特点。此种碗、罐出土时大部分在棺外前方墓底上，碗覆于罐口。并且还有一个规律：即凡不出墓志的墓，都有这种碗、罐；就是出有墓志的墓葬中，这种碗、罐也是出在没有墓志的死者棺前方，有墓志者即无此种器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再就器物本身论，造型基本相同，大小接近，作风一致，胎釉粗糙，有的并烧制变形。崔源家族以其当时社会地位，不随葬上层社会中通行的瓷器⑩，却把这种极粗劣器物埋入坟中，也可以看做是崔源族墓葬制上的特点。这种碗、罐在辽宁地区颇为常见，或遗址，或墓葬中，也有作火葬罐用的，特别自金、元以来，这种器物变化不大，有时不易鉴别，这次在纪年明确的崔源族墓里大批出土，为我们断代和鉴定这类“瓷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作为明器，在崔源族墓中出土了一大批锡器，这可以看做是时代的标志。因为在明以前的墓中，很少见到锡器，宋元墓中偶有出土，也不成比例，只可看成是特殊情况。锡的性质软脆，大部用于合金，很少单独制器。但到了明代，由于用锡制器通行，并且把它规定为“庶民”使用的器物⑬；同时也规定为制作随葬明器的原料⑯。从考古发掘上看，无论帝王、妃𡣑和藩王、大臣以及太监的墓葬，或是一般的明墓中，都有锡器随葬，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地域广阔，无论东北、华北⑰、华中⑱、东南⑲、西南⑳、西北㉑，到处都有发现。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明代社会中锡器的盛行和使用普遍的情况，也说明了明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在全国范围内的一致性。但墓葬中所出土的锡器，最大一个特点，即不是实用器，而是专为随葬生产的模型，一般较为粗糙。像福州张海墓中所出整套生活用具模型，制作精巧，则是很难得的。
崔源族墓出土“革带”多达七条，种类不一，是颇为引人注意的。革带的鞋系皮革，带面缀以各种不同质料、花式和大小不一的饰板；最多为二十一节，前有带卡，后有铊尾，结构清晰明确。这些革带，特点突出，是我们了解明代冠服制度的一批极好材料；尤其崔胜、崔鑑和崔鍇墓中出土的革带，保存完整，饰板制作精致，崔胜带头的卡簧构造，更是了解当时工艺制造的难得材料。
关于革带，在封建社会中，按官阶品级均有定制，不容紊乱。但从崔源族墓出土的全部革带看，却有与制度牴牾之处。按明制，即使职务不同，而官阶一样，冠服带饰也是一致的㉒。比如崔源、崔鑑、崔鍇，皆为三品，但出土的革带却各不相同。崔源革带饰板窄小，为铜片焊成槽状填一种“漆泥”质料制成的带芯（图版陆：3、图一五）；崔鑑革带饰板宽大，鎏金铜边框嵌玛瑙带芯；崔鍇为宽大的鎏金雕镂铜饰板（图版陆：6）。崔胜、崔世武同为二品，而崔胜为鎏金錾花银饰板（图版柒：2）；崔世武则与崔源革带相同。两者之间相差悬殊。按《明史·舆服志》：“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又“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㉓。这些规定，不见有上举那种“漆泥”质饰板的革带。不只如此，崔贤曾经任辽阳副总兵和都司正印，职位尊隆，反而不见带饰；崔哲以事被黜，不应束带⑧，却又出土有和崔源、崔世武相同的革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上述革带，一类是实用品，制作精巧，有玛瑙、银和鎏金雕镂铜饰板的革带；一类为非实用品，属于明器类，制作粗糙，如崔源等人服用的“漆泥”质饰板芯的革带。这些革带的出土，不仅为明代冠服制度的研究增添实物资料，而且还为进一步了解明代辽宁地区的葬俗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比如《全辽志》韩玺传中载韩玺对于死葬问题的看法㉕，我们认为这对崔源族墓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或可能得到一些解释。玺祖韩斌与崔胜同时，且为姻亲㉖；韩玺与崔世武卒年亦相近。因此，他们之间的思想当有某些共同之点。关于丧葬问题韩玺说：“从俗可也”，这个“俗”应是明代辽宁地区丧葬制度上的风俗，主张“从俗”，亦即简约，这是社会下层“庶民”的思想。崔源族墓出土随葬品不多，墓室简陋，土坑竖穴，而且以釉陶或缸胎粗瓷为显著标志，这种情况当与上述的思想有关。此外，韩玺传中所说的“具数可尔”的“玉带”，过去在我们发掘的明墓中还未见到实物，这次崔源墓中所出的“漆泥”质饰板的那一类带饰，即应是这种“具数可尔”的“玉带”的实物例证；崔世武墓中的革带展放于身侧，可以说明“具数”的意思。因此，对于崔哲和崔贤墓中出现的服饰不按定制的现象才能得到解释。
- ↑ 冯永谦.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J].文物, 1978(11):26.DOI:CNKI:SUN:WENW.0.1978-1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