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懋夫妇合葬墓
《张懋夫妇合葬墓》
二、明代义宰张懋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
1983年2月初，湖北广济县红旗公社下官大队砖瓦厂在制砖取土中，于县城西北约2公里的挂玉山嘴发现明代义宰张懋夫妇合葬墓，有墓碑（图一；图版一，1）。3月中旬，由黄冈地区博物馆、广济县文化馆和湖北省博物馆派员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广济县人民政府对这一工作很重视，特成立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现将情况报告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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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土遗物
该墓出土遗物，包括墓室外面的墓碑和墓志铭在内，共60余件。其中以丝织衣衾为多。为叙述方便，现按墓碑、墓志铭和男棺、女棺出土文物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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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棺内出土随葬品共50余件。
长袍 6件，其中死者身穿3件，棺内头部、尾端和右侧各出1件。形式基本相同，交领，右衽，宽袖，袖口下端缝合成圆角，上端留出手。所有长袍，均为缎面。里有绢、绸两种。缎面中，有织锦4件（图三四～图三七；彩版一、彩版二；图版一五、图版一六），素缎两件（图三八、图三九；图版一七）。织锦内容，有黄色和浅黄色的云纹各1件，黄色云纹万字格和浅黄色梅花纹各1件。其中大一点的长1.33、袖展2.36、袖宽0.4米；小一点的长1.2、袖展2.06、袖宽0.35米。
罩袍 4件，形式基本与长袍相同。1件为黄绸，长1.31米；1件为黄色素缎，长1.26米；1件为白布染成的青布，长1.25米。1件为死者所穿的第一层大罩衣（夹层），系白布做成。领和袖口以及下摆边沿均被染成青色，宽9～10厘米。袖口下端没有缝合，异常宽大，这与其他衣袍有所不同。该罩袍长1.42、袖展2.48、袖宽0.62米，应是专门用于裹尸的，故比实际所穿衣服要大得多（图四O；图版一八，1）。
棉袍 1件，形式与长袍相同，系死者身穿第五层衣。面为浅黄色绫子，里为枝蔓芙蓉花织锦黄绸。长1.27、袖展2.18、袖宽0.36、袖口宽0.19米（图四一；图版一八，2）。
百褶裙服 4件，其中2件出于棺内尾端，1件出于头部，另1件为死者身穿第六层衣。上部衣领和宽袖与袍服相同，下为宽大的百褶裙，两相结合，与我们今天妇女所穿的连衣裙很相像，只是多了两个宽袖和右衽系带而已。裙面有2件素缎，1件为浅黄色（彩版三），1件为黄色染成的蓝色（图四二；图版一九，1）；2件锦缎，1件为“乐”字几何云纹织锦（图四三～图四五；图版一九，2；图版二O），1件为花草云纹织锦（图四六、图四七；图版二一）。裙里1件为黄绢，1件为酱褐色绸，另2件为黄色素缎。4件百褶裙服的大小尺寸相差不太远，一般裙长0.56、通长1.28、袖展2.3、袖宽0.36、袖口宽0.19米。
腰裙 1件，系从死者身穿袍服和裙服的里面腰部解下。裙面为几何纹与花卉纹相间的黄褐色锦缎，构图复杂，形态生动；裙里为纱布。裙长55.5厘米，裙上的腰匾为白细布，宽8.5厘米，围长1.01米（图四八；图版二二，1）。
禅衣 1件，系死者身穿第七层内衣，为浅黄色平纹绢。形式与袍服的上半部相同。长0.7、袖展2.02米（图四九；图版二二，2）。
夹裤 1件，为浅黄色平纹绢，系死者身上所穿的唯一的一条裤子。长0.96、裤脚宽0.31米（图五O；图版二三，1）。
披风帽 1件，系死者头上取下，为褐黄绸做成，上有两条素缎系带。帽长0.22、披风长0.83、通长1.05米。缎带长0.98米（图五一；图版二三，2）。
睡帽 1件，死者头上取下（见图二七），为黄色素缎，长18厘米。帽的后面有一长6.5厘米的叉口，便于取戴。在距叉口7厘米的两边帽檐处各安一直径为0.8厘米的金质小圆环。帽檐收边1厘米，并有长36厘米的黄色细丝带一对，以通过金质小圆环系结（图五二；图版二四，1）。
云头鞋 一双，系死者脚上（见图一七～图一九）脱下，现呈褐色。鞋面为素缎，鞋头微翘，饰有云纹，鞋内垫有白丝绵一层。长27、宽7厘米（图五三；图版二四，2）。
长筒袜 一双，死者脚上所穿，夹层白布做成。袜筒上有17.5厘米的叉口，并有31厘米长的夹层布带两条，以便穿、脱和系于腿上。袜长39、袜底长26.5、袜口宽21厘米（图五四；图版二五，1）。
裹脚布 2条，系死者脚上所缠白布。长4.31、宽0.22米（图五五；图版二五，2）。
盖被 一床，基本完好。现呈咖啡色，系花草纹织锦绢面，白布里。被面为两幅拼缝，被里为三幅拼合，两侧收边，内絮丝绵。长1.95、宽1.24米，厚3厘米左右（图五六；图版二六，1）。
褥子 一床，现呈咖啡色，织锦绢面，白布里，内絮丝绵。长1.88、宽0.63米、厚3厘米左右。
枕头 1个，系死者头下所枕。枕套系黄褐色平纹绢，内絮灯芯草。长74、最宽处24、厚5厘米左右（图五七；图版二六，2）。
银饰件 一枚，圆钱形，缀在死者胸前第一层图五五两条白色裹脚布罩袍的交领上，正面有“福如东海”四字，以示死者信奉佛教之意。银质一般，较薄，直径0.6厘米。
丝绦 一根，直径0.2厘米，两端有木质小砣锤和丝须，挂在死者身上，长3.05米。银簪1件，灰色，长9厘米，横插在死者的发髻上（见图二八）。
腰带 一条，两头出尖，呈等腰三角形的尖角，双层细白布做成，横系在死者第二层袍服上。长4、宽0.1米。腰带两头各长87厘米的一段有0.7~1厘米宽的黑边（图五八；图版二七，1）。
钱囊 一个，从死者手中取出，细白布做成，形似猪肾，中间开口，口上安有42厘米长的丝索一根，用于紧束封口。钱囊中装有纸钱、手绢和皮纸包。皮纸包中还包有可能为纸钱烧的黑灰。钱囊长23.5、口宽9.5、深10.7厘米（图五九；图版二七，2）。
手绢 一条，钱囊中所出，为米黄色绢纺，长45、宽37厘米。上有枝蔓、“王”字和“瓜”字纹等织锦花纹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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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棺内的随葬品大多已朽，只取出十余件。
盖被 一床。被面已腐朽呈分散的黑色小块，仅存被里和丝绵。长1.65、宽1.18米，厚3～4厘米。
刺绣 一块，长30、宽25厘米，由死者身穿外衣胸前（应为袍服大襟上部）切取，系用金黄色丝线在现呈酱色绢上绣出在天空云彩中展翅飞翔的凤鸟。绣工娴熟，线条流畅，形态生动，光亮夺目（图六四、图六五；彩版八；图版三二，1、3）。
棉大褂 1件，右衽。褂面褂里均腐朽呈黑色碎块，仅存大部分丝绵。长0.72、袖长0.72、袖宽0.25米。
衣带 一根，白布，折叠成四层。长48、宽0.8厘米。
裤脚 一只，双层白布，残长35、裤脚口宽20厘米。
鞋底 一双，已残，多层白布做成。一只长25、宽6厘米、一只残长14厘米。
发罩 1件，灰白色，双层纱布做成，内有残发和银簪两只。发罩口沿有一宽0.3、厚0.12厘米的竹篾圆圈支撑。竹圈现呈黑色，直径11.5厘米。从罩口至罩顶高12.5厘米。
银簪 2件。簪头为重檐伞状，脚为圆锥状，通长12.5厘米。从棺内取出时，两只银簪均黏附在发罩的口沿罩布及罩内的残发上。两只银簪的簪头分别露在发罩口沿的两边之外（图六六；图版三二，2）。
银饰件 一枚，出于棺内底部，圆钱形，但比圆钱多一个用于穿线悬挂的小方形穿孔。直径2厘米，比男棺死者胸前佩戴的银饰件略小一点，但用途及佩戴的位置也应与男棺死者的一样，同是与信奉佛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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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映的情况和问题
根据墓志铭所记内容和墓中出土遗物看，大致可以反映如下一些情况和问题。
（1）墓主人姓张，名懋，字本森，别号木斋，生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殁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终年83岁。妻子何氏生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殁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终年79岁。夫妇合葬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距今464年（指至发掘出土的1983年）。
明弘治六年（1493年）山东发生饥荒，当时年已56岁的张懋因首先响应朝廷号召，募输粟粮赈济灾民有德，受到朝廷嘉奖，被饬封为义宰（属于一种荣誉加衔，是相当县一级的虚职官员，为从七品或正八品官衔）。这也体现出在我国封建时代的明朝中期仕进制度中确有一种捐纳取仕的情况。《黄州府志》和《广济县志》记载张懋为贡生，这大概也有可能是与当时凡捐纳得官的则必须先捐监生作为出身的制度有关。据广济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从档案馆查其张氏宗谱，从《刊水张氏宗谱·张木斋先生传》里有“幼不好嬉狎，绩学攻文，数奇志，不获展”的记载来看，他的贡生学衔系捐纳所得也很有可能。
张懋妻何氏的生平，从墓志和张氏宗谱上看，是一个早年能勤俭持家、会协助丈夫接待宾客及教育子女并很受人称赞的家庭主妇。
（2）张懋棺内出土的绸、缎和绢纺等丝织品中，以锦缎居多，而且织锦花纹也较精美、流畅、活泼，这为研究明代中期较高水平的提花织锦工艺增添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3）鄂东乃至整个湖北地区在解放后先后发现不少明代尸体，但由于某些原因，均未保留下来。这次经过清理发掘予以完好保存，还是第一次。墓主张懋死时已八旬开外，死后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与妻子何氏合葬在一块。合葬之前的存尸条件不一定比合葬墓室的条件好。如在合葬之前只是入殓存尸地面而未下葬，那就在地面经受了两个高温的夏天仍然未腐，以后下葬又保存至今。因此，从死者合葬的时间来看，这具明代古尸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再从保存古尸的墓室与葬具看，一般说，较为简单，而且规模也不大。墓室建筑是以石灰和糯米汁为掺和材料浇浆而成，距地表不很深，葬具也只是一具过漆的木棺，并无其他设施，这都与过去在湖北地区乃至长江流域一带所发现有明代古尸保存的一些墓葬的情况差不多。虽然它比一般平民的墓葬要好得多，但就其墓室建筑及其规模与长沙和江陵保存西汉古尸的棺椁相比，毕竟要简单得多、小得多，同时也谈不上深埋。由此可见，明代的这种保存尸体的方法是很成功的，而且应该说它比前代保存尸体的方法要进步得多，科技水平要高得多。这也是我们今天不应忽视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4）广济武穴这地方，距离黄梅县五祖寺这一远在东南亚都有影响的佛教圣地不远（20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来我国访问曾提出要求去黄梅五祖寺拜访，但因交通不便未成行），只60公里，从墓主人随葬印有佛经、佛像和佛塔的《法被图》来看，不但这一带地方受佛教的影响较大，而且也说明当时的明代统治者也很重视佛教。
另从《法被图》印刷品版面的长宽大小尺寸来看，也反映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技术在明代中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 王善才.张懋夫妇合葬墓[M].科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