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
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
1984年夏季至1985年秋季，我队配合洛阳首阳山电厂建厂过程中，在杏园村南又清理了六座有墓志纪年的唐墓，这六座墓与我队前此发表的两座唐墓①同在一片墓区，相互距离不过百米。在此范围内，我队还曾清理过一座东汉壁画墓②及两座魏晋墓③。它们也均在厂区范围之内，相互距离均在数百米之内（图一）。墓地北枕邙山南麓的冲积扇，由于年深久远，山洪淤漫，墓口以上堆土均在3米以上。[1]
这里介绍的六座纪年唐墓均保存完整。除一座为单室砖券墓外，其余五座均为形制相近的土洞墓。墓道在墓室之南，墓底最深处距现地表常在11米左近，距唐代地面8米左近。随葬品一般比较丰富，但保存状况不同。铜器、铁器、陶器、瓷器及石刻墓志基本保持埋葬时的摆放位置，器身仅有部分锈蚀或损坏。由于地下水的关系，许多木棺有漂浮移动的现象，贴金的彩绘陶俑大部金箔脱落、颜色尽失，一些漆、木器和纺织品损坏最为严重。
六座纪年墓的埋葬年月，最早的是李守一墓，葬于大周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最晚的是李棁墓，葬于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前后175年。其余四座分别葬于中宗、玄宗、宪宗各朝。六座纪年唐墓中分别出土了鎏金银器、铜器、石器、玉器及贴金彩绘陶俑和三彩器物，遗物尚属精致，种类也比较丰富，能反映一部分唐东都物质文化的历史风貌，也为研究唐朝的凶礼仪制和制造工艺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以下按年代顺序分别介绍。
一、李守一墓
编号:85YDM1366，在厂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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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葬器物
三彩男侍俑 2件。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衣，腰系带，足蹬高靴，双手拱于胸前作低首侍御状。8，身施绿釉，站立于梯形平板上，通高24.6厘米；6，身施白釉，余均同。
三彩女侍俑 2件。发髻旋于头顶，双手拱于胸际，披帛呈宽带状披于肩上，并缠绕于手臂间，长裙曳地。5，披帛为酱黄色釉，裙施绿釉，面部模糊不清。通高26.4厘米。7，稍残，形状尺寸与上件大致相同。
银钗 1件（13）。双股钗，长9.5厘米（图三，3）。
二、宋祯墓
编号:84YDM1008，位于厂区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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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葬器物
铜戒指 3件，形近而大小有别。7，圆形，表面有一珠状突起。外径2.2、内径1.8厘米（图九，2）。另两件尺寸稍小。
三、李嗣本墓
编号：84YDM1928，位于厂区中部。在清理的唐墓中，这是唯一的一座单室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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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葬器物
武士俑 2件，形制大同小异。119，贴金彩绘俑。兜鍪有展翅的朱雀，护耳外沿向上翻卷，左手握拳中空，右手张开，五指前伸。身着明光甲，胸前左右各一圆护。肩覆龙首状披膊，有护颈。自颌下纵束甲带到胸甲，经一圆环与横带相交。腰带之上半露出护脐的圆护，光甲下摆处刻出流苏。内裙长垂至靴面，站立于半圆形山石台座上。神态威武，制作精细。通高93厘米（图版柒，7）；120，除披膊为雁尾状外，余均相同（图一四，4）。
双鬟女侍俑 4件，形制相同。107，面容丰腴，双鬟高梳左右，身穿圆领窄袖襦衫，长裙高束胸际，下垂曳地，帔帛披于肩上，并缠于手臂间。通高28.5厘米（图一四，6）；另获双鬟俑头2件，陶鞋2双，一并叙述如下：44，发型与上件全同，唯面容更为丰满，口鼻清晰可辨。颈下留出插孔，高6.3厘米（图一八，1）；43，陶鞋呈翘首木船形，中间亦有插孔，长5厘米。这种可插附的俑头、陶鞋应为木或竹身俑的组合件，木竹腐朽，头履分离。
高髻女侍俑 16件。中型俑七件，一般高25——27厘米。27，中型俑，高髻右倾，身穿圆领长衣，外着襦，帔帛呈宽带状披于肩上，并缠于手臂间，面容丰腴，衣施红褐色粉彩，帔帛红彩，立于梯形平板上，通高25.5厘米；79，中型俑，长发束于头顶，圆髻盘绕三圈，上端略前倾，面容丰满，服饰与上件大同，唯下着云头履露出裙外，通高29厘米。小型俑九件，一般高8—9厘米。25，小型俑，高鬐右倾，服饰与上俑相近，但制作粗糙。通高仅8.1厘米。此类俑无大型。
骑马女侍俑 6件。可分为两类。84，侍女头戴风帽，身穿敞领襦衣，腰系带，下着袴，足蹬靴，双手垂放在腿上。马俑昂首站立，细尾束结，站立于长方形平托板上，通高39厘米（图一五，1）。此类俑共四件（图一五，3）。82，侍女头戴翻沿帽，护耳向外翻卷，身穿翻领窄袖衣，腰系带，下着袴，双手捧遮阳帽，通高40厘米（图版柒，6）。此类俑共两件。
男侍俑 12件。大、中、小型各四件。102，大型俑。头戴幞头，身穿大翻领窄袖长衣，腰系带，下穿靴，站立于梯形平托板上，通高31.7厘米。106，大型俑，面颊丰颐，深目高鼻，服饰同上。100，中型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右衽窄袖长衣，腰系带，足蹬靴，立于梯形平托板上，通高23.5厘米。11，小型俑。头戴笼冠幞头，身着大翻领窄袖长衣，腰系带，带上系有壶状饰物，立于方形平板上。眉目模糊，制作粗糙，通高10厘米。
骑马男侍俑 4件。可分两类。100，头戴幞头，深目高鼻，满腮胡鬚。上穿翻领窄袖衣，腰系带，下着袴靴，端骑马上，两手曲置胸腹间，作牵缰状。马头低垂，背施鞍鞯，尾细结，立于长方形平托板上，通高38.8厘米（图一五，2）。此类俑共两件。94，头戴幞头，深目高鼻，无鬵，余同上，通高38厘米（图版柒，5）。此类俑共两件。
牵马俑 4件。一件（76）头戴幞头，身穿大翻领窄袖长衣，腰系带，带上系皮囊、酒壶等物，足穿靴，站立于梯形平托板上。双手作执缰状，通高50厘米（图一四，1）。一件（73）头戴包巾，发环卷于脑后，身着大翻领窄袖长衣，腰系带，足蹬靴，站立于梯形平托板上。双手作执鞭牵缰状，通身红褐彩，头发黑彩，颈上残留金箔，通高47.3厘米（图一四，7、8）。另两件形制完全相同。71，头戴幞头，身穿大翻领窄袖长衣，腰系带，带上系皮囊饰物，足蹬靴，深目高鼻，长鬚连鬓，显系胡人，双手作持鞭牵缰状，立于梯形平托板上，通高50厘米（图一四，3）。
牵驼俑 2件。77，头戴翻沿毡帽，身穿大翻领窄袖长衣，腰系带，带上附皮囊包裹，足蹬靴，双手作持鞭牵缰状，站立于梯形平托板上，通高52.5厘米（图一四，2）；80，头戴幞头，深目高鼻，通高49厘米（图一四，5）。
侏儒俑 2件，形制相同。35，头戴幞头，身躯矮胖，穿大翻领窄袖衣，腰系带，下着袴靴。一手下垂，一手曲置胸前，脸颊丰满，口鼻清晰。通高12.7厘米。
牛车及御伕俑 陶牛（92）犄角上竖，体型雄健，通高15厘米，立于长方形平托板上（图一七，2）；陶车（90）为卷棚式车厢，棚顶前后两端上翘，前檐刻出木栅栏，后檐右旁留门，车轮高17.2厘米，车厢最高处26.5厘米
四、李景由墓
编号:84YDM2603，位于厂区中偏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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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葬器物
金钗饰件 3片。47，呈梅花形，在薄质的金托上镶嵌玉石珠及绿松石。48、49，两片呈柳叶形，工艺与上件相同。三件同出土在方漆盒（2603：17）内的上层木屉中（图二七）。
木梳 1件（46）。梳背呈半月形，腐朽过甚，已无法修复。长13、宽6厘米。
五、郑绍方墓
编号:84YDM2544，位于厂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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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葬器物
陶俑 7件，均半身俑。其中男侍俑三件，头戴幞头，制作粗糙。3，通高9厘米。女侍俑四件，高发髻偏向左侧，人们习惯将此髻称之为抛家髻。22，通高8.7厘米。
六、李棁墓
编号:85YDM4537，在厂区北端，距陇海铁路仅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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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葬器物
铜刀 1件（1）。薄片状。环首长刃，有锋，柄部有缠麻痕迹。长62厘米（图三八，6）。
七、结语
这次发表的六座纪年唐墓与前此发表的李延祯、李存墓同在一个墓区。这八座纪年唐墓，下葬最早是武周长寿三年（公元694年）的李守一墓，最晚是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的李棁墓。其间共175年，分别经历武周、中宗、玄宗、宪宗、武宗、懿宗六朝（附表一）。墓地距唐东都洛阳城尚有25公里，并非一处皇家宗室或世族豪门的墓地，据目前所知，这里墓主人生前最高官阶不超过四品，以八品、九品的小官为主，说明这里仅仅是一处唐代中、小官吏死后埋葬比较集中的一个
墓区。尽管如此，由于墓穴保存完整，未经扰乱盗掘，分布比较集中，随葬品又较为丰富，加上多方有明确纪年的志石出土，因此，这八座纪年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唐东都物质文化特征、丧葬礼仪以及唐墓的断代分期，均提供了一批较为重要的科研资料。
关于唐墓分期问题，因为学者们所据资料不同，看法有较大分歧，目前多数人将两京地区唐墓分为四期，“第一期，唐初至高宗时期；第二期，武则天至中宗时期；第三期，玄宗至代宗时期；第四期，德宗至唐朝末期”⑩。杏园唐墓目前尚未发现高宗以前的初唐墓，为了便于归纳叙述，我们暂将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年间的唐墓称之为盛唐期，玄宗天宝年间至懿宗以前称之为中唐期，懿宗至唐亡称之为晚唐期。
从墓葬形制和布局的排比中不难发现，中、小唐墓虽经历盛唐、中唐、晚唐各阶段，但在许多方面表现了较强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正是区别唐墓和其它不同时代墓葬的显著标志。例如方向均南北向，墓道向南、墓室在北，中间用过洞式甬道连接；墓道采用斜坡式（或台阶式）；墓室为掏挖的土洞（或砖室）；如有棺床，必然在墓室西半部；墓志摆放也有规律可循，或在甬道内，或在墓室近门处；四神仪仗更是按一定的序列摆放等等。当然，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之间，也存在着发展演变关系。墓道从早到晚，有从长到短变化的趋势；墓道与墓室的平面，从两个相衔接的长方形，发展为“双梯形”连接，即墓道和墓室的北半部都逐渐加宽；以及晚唐墓室内，棺床设置逐渐消失等。
从随葬品的组合、形制和数量、质量上观察，三个时期变化明显。盛唐墓内分别随葬了成组合的贴金彩绘陶俑、唐三彩、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等。这批随葬器物，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工艺上，都客观反映了盛唐时期富庶的经济状况。一些精湛的手工业品和艺术品，不但凝聚着我国工匠的非凡技艺，而且也饱含着西方古老文化的高深造诣，对研究唐朝的物质文化史、工艺美术史和中西交通史都是极为有益的。中唐时期的墓葬，金银器已经锐减，铜器也大量减少，陶俑制做的简化、粗俗，但墓内随葬了一批成套的瓷器和滑石器，个别器物造型佳丽，尚可充珍品之列。晚唐时期墓内，情况大不如前，金、银、玉器均消失，铜镜质量低劣，随葬物品的数量相应减少，与盛唐和中唐时期都存在较大差别。诚然，随葬品的差异与墓主生前等级和经济状况之间的差别关系极大，有时还包含着其它因素，但是，唐朝末年，蕃镇割据、政权解纽的政治形势和赤地千里、百业萧索的经济状况，在丧葬上会得到充分反映，这却是必然的。
我们认为，对于这里出土的一些随葬精品作一番深入的观察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开元时期的李景由墓内，出土一件银箔平脱方漆盒，这是盛唐期金银平脱工艺达到高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今天能将它修整、复原是极为难得的。关于金银器，过去西安地区曾出土过若干批⑪，但多为发掘窖藏时获得，大面积遗址发掘中，只是偶然有一些零星发现，而墓葬发掘当中更是所获甚少。杏园纪年唐墓中，多次发现金银器，尤其一些鎏金錾花银器，更属罕见，与此批唐墓未被盗掘有直接关系。再如鎏金錾花九曲银勺，过去曾有一件风格相象的七曲鎏金錾花银勺在国外的著录中见过，惜原物已流失海外⑫。六角形鎏金錾花银盒和蛤形银盒，无论从整体造型上，还是从制造工艺上都堪称佳品，这样的珍品也同样见之于国外的著录，但出土时间和地点均不详。杏园唐墓的发掘，为这批珍品的分期断代找到了可喜的依据。杏园纪年唐墓中还出土了成套的圆润似玉的滑石器，保存完好，刻工精细，对研究唐代玉石雕刻工艺也是弥足珍贵的。杏园出土了一批菱花形瑞兽鸾鸟镜、葵花镜、嵌银箔錾花的小铜镜、抛光镜、葡萄镜，这些铜镜，即是生活中的实用器，又可称为精美的工艺品，为研究铜镜铸造工艺和它们的始铸年代，增添新的见识。
我们还注意到，八座纪年唐墓在凶礼仪制上与当时堪舆家的著述密切相关。杏园唐墓的显著特点是窄道深埋，墓室顶部上敛成拱形，墓室内随葬铸铁牛豕，一座墓内四壁发现涂抹白灰等。这些现象，都可在有关唐代堪舆术记述的书中找到。“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坠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奄岁。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⑬。唐代二丈四尺约合今不足八米，杏园唐墓的埋葬深度与此说法正合。又如，八座纪年唐墓中，有五座墓内分别随葬了金银器、铜灯、玉石之类遗物。《秘葬经·辨掩闭骨殖篇》：“凡墓堂内安长生灯者，主子孙聪明安定，主子孙不患也。墓内安金石者，子孙无风疾之患”⑭。“玉润而洁，能和百神，寅之墓内，以助神道”⑮。唐人世俗，十分崇倍葬师之说：“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尽系于此”⑯。
八方志石中，两方提及这里为“西亳”、“尸乡”，三方墓志记载了唐代偃师县城与杏园墓地的相对地理方位。这都说明唐人仍习惯延袭着汉入旧称，视这里为“西亳”、“尸乡”故地，而且证明今天的偃师老城镇，即为唐偃师县城关故址。1983年春，偃师尸乡沟商代早期城址在墓地东南百余米处发现，这决非偶然。几方志石的记载，为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旁证。
杏园村八座纪年唐墓的发掘整理，对于唐东都物质文化和丧葬礼仪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对于考古学上的断代与分期，又新提供了一批可资借鉴的标准器和典型器。不仅如此，这里出土的工艺精湛的金银器皿，丰韵不俗的三彩俑，刻工精妙的玉盘杯盒，稀世瑰异的金银平脱器等等，无不闪烁着大唐盛世的耀人光采，为研究唐代物质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和工艺美术史，都增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实物珍品。
- ↑ 徐殿魁.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J].考古, 1986(5):33.DOI:CNKI:SUN:KAGU.0.1986-05-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