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
一 前言
唐末，钱缪平定江浙有功，唐昭宗任钱缪为镇海节度使。公元907年，后梁封钱缪为吴越王，自此钱氏吴越国成为偏安一隅的小国。钱缪为一世祖，其后为钱元瑾，钱弘佐、钱弘综、钱弘俶，历三世五王，前后凡七十一年。[1]
20世纪50年代以来，浙江省杭州、临安等地先后发现的吴越国王室钱氏家族墓有二世国王钱元璀墓（编号为杭M27，葬于杭州市郊玉皇山脚）;钱元璀次妃吴汉月墓21（杭M26，葬于杭州市郊施家山南麓）;钱缪第十九子钱元玩墓3（临M20，葬于临安功臣山下）;以及唐代末年钱缪父亲钱宽墓141、母亲水邱氏墓5（临M23、24，葬于临安市郊明堂山）。还有在临安板桥发现的临M2161、临安太庙山的临M227亦为钱氏家族墓，但墓主身份不明。在江苏苏州七子山也发现了一座墓主身份不明的钱氏家族墓8]。
康陵位于临安市西南11公里的玲珑镇祥里村（图一），1996年12月中旬当地农民取土烧砖发现此墓，随即在墓前室右上方砖券顶部凿洞而入，取出墓中的40余件秘色瓷器及1方墓志，以及玉器、金器等文物。杭州市及临安市文物部门及时前往现场调查，确认该墓为钱氏家族墓，编号临M25。自1996年12月27日开始，由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主持，并联合临安市文物馆对康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至1997年1月28日结束。先后参加发掘的有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杜正贤、张玉兰、倪亚清，临安市文物馆蓝春秀、朱晓东等。
发掘结束后，临安市文物部门对该墓重新封砌墓门，封堵盗洞，回填墓道，原地做临时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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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象图
后室顶部石板正中刻有一幅星象图，用单线阴刻紫微垣和二十八宿，并刻有三个直径分别为46、190、200厘米的同心圆，表现内规、外规和重规。在同心圆外缘有一道宽4厘米的白色条带穿过，颇似银河。星呈圆形，大多直径为1.2厘米，个别的直径0.7厘米。整个星象图共绘有218颗星，原均用金箔贴饰，现已部分脱落。星与星之间用单线相连，连线及三个同心圆原亦都贴金箔，但也部分脱落（图二七、二八）。而星象图中标示银河的作法，不见于以往发现的钱氏家族墓。
图中内规即天球北极，可见有北极、勾陈、华盖、北斗七星。内规与外规之间刻有二十八宿，东方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所刻位置相当准确。
有关星名、星数情况见表一。
四 随葬器物
此次发掘共出土随葬器物312件，编号150号，其中有秘色青瓷、玉器、铜器、银器、铁器、木器和石雕等。追回的秘色青瓷器、玉器、金器及墓志等随葬器物编号90号，共120件，记录时标以“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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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玉器
共出土玉器70余件（组）。均为白玉，分为以下几类介绍：
篦脊 1件（M25:6）。出于前室，为所有玉器中玉质最佳者。呈半圆形，双面刻花。刻有一双相对而立的鸳鸯，其腹下有一组如意纹。下端呈凹榫状，边缘未经修整，根据水邱氏墓出土的同类器物191，其原镶嵌于角篦上。高2.4、脊宽5、最厚处0.23厘米（图三六、四四：1、四六：3）。
纽扣 3件。圆形扁薄体，外缘为花瓣形，中心为花蕊，单面雕刻图案。中间有两个小圆孔，出土时孔内留有铜丝。M25:19，直径2.5、厚0.16厘米（图四四：11）。
长方形挂饰 1件（采：90）。平面略呈长方形，上端有一小圆孔便于系挂，两面分别阴刻“千秋万岁”、“富贵团圆”字样，外缘刻有莲瓣及松针纹样。长2.35、宽2.15、厚0.25厘米。
龙形雕 1件（M25:145）。平面呈三角形，两面雕刻，上部刻有一条飞龙，龙之下刻5组如意状云纹，表现龙腾于云雾间。从断面看，上端略扁薄，下端厚实。通高3、宽5.5、上端厚0.2、下端厚0.6厘米（图三七、四四：5）。
鸳鸯形雕 3件。其中2件（M25:20、65）组合完整，造型、大小一致，均采用组装形式构成鸳鸯形态。以立体圆雕形式刻鸳鸯的头、颈及身躯。身躯扁薄状，在近背处镂刻长条形孔，便于镶嵌翅膀。翅膀扁薄状，用细长形镂空表现羽毛形态。羽根处有小圆镂空，鸳鸯身下有一凹缺，出土时有铜丝穿于圆孔及凹缺处，推测原件应采用铜丝固定。尾端亦刻有凹缺，以示上翘之鸳鸯尾（图三八、四四：8）。另有2件翅膀，但未发现与之相配套的身躯。鸳鸯形雕出土时在身躯及翅膀上多处粘有金箔。
组装饰件 此类玉饰件有多种形态。A类，2件。单件平面呈半圆形，采用镂空及双面阴线刻成花卉图案。两片成组，其中一片朝上弧缘刻槽口，另一片朝下平端刻槽口，槽口深0.7、宽0.15厘米。可上下相套插而形成十字形。每片左右下端各有一小圆孔，出土时用铜丝挂坠一瓜子形小玉片。M25:61，厚0.11厘米（图三九、四四：2）。B类，4件。单件平面呈菱形，长2.8、宽2.2厘米。双面雕刻花卉图案。两片成组，各刻槽口相套插成十字形。每片两角各有一小圆孔，出土时用铜丝挂坠一瓜子形小玉片。M25:47，厚0.11厘米（图四四：3、4）。
另有与此类组装饰件相类似的玉饰件，造型大小基本相同，但无槽口无法相套插。半圆形玉饰件1件，除两角镂刻小孔外，在中部上下端各刻一小圆孔。采：55，长3.3、宽1.4厘米（图四四：12）。菱形玉饰件4件，四角均刻有小圆孔，出土时用铜丝挂坠一瓜子形小玉片。M25:40，长3.3、宽2.4厘米（图四四：6）。
圆形饰件 3件。出于死者头部周围。平面呈圆形，外缘如花瓣状，中心为花蕊，并有两孔。每瓣边沿中部钻一小孔，出土时有铜丝挂坠瓜子形小玉片。背面平素。M25:38，直径3、厚0.11厘米（封底；图四四：10）。
球形饰件 1件（M25:50）。出于死者头部近旁。分成上、下两半，出土时有铜丝串连。器外表刻莲瓣纹，莲瓣中部为细长条透雕，器内镂空。球形顶端用铜丝挂缀瓜子形小玉片（图四四：9）。
凤凰饰片 5片。其中完整的2件，残3件。平面呈弧边三角形，双面镂空雕刻图案。在细密的缠枝花纹中间刻出一只引颈回首、展翅飞翔的凤凰，线条流畅。整器一端呈尖状，表面加工略粗，便于嵌插。此类饰片可能为冠上的插件。M25:126，长10.5、宽4.2、厚0.13厘米（封三：1;图四五：1、四六：2）。
灵芝花饰片 1件（M25:79）。出土于前室。平面呈不规则的弧边三角形，采用镂空及阴线刻手法，边缘刻4朵灵芝花，中间2朵四瓣花卉。一端呈尖状，刻有细密的阴线，可能用于嵌插。高6.3、宽8.4、厚0.12厘米（封三：2;图四五：2、四六：1）。
蝶形饰片 2件。大小相同，造型相近。平面呈半圆形，一面平素，另一面用阴线刻出展翅的蝴蝶形。在蝶腹雕刻一小圆孔，体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在羽端有10个小圆孔，可推知此类饰片为缝缀在某种织物之上。M25:123，长6.6、宽4、厚0.15厘米（封三：3;图四五：4、四六：5）。
牡丹花饰片 1件（M25:5）。出于前室，一面平素，另一面用阴线刻出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在花蕊下镂刻两个小圆孔，此类饰片可能缝缀在某种织物之上。长7.2、宽4.4、厚0.17厘米（图四五：3、四六：4）。
鸳鸯饰片 1件（M25:10）。残，出于前室。从残存部分可推知原件平面应为椭圆形。一面平素，一面运用镂空及阴线刻手法，在器中间刻出两只相对的鸳鸯，周围刻有缠枝花图案。在鸳鸯身躯处镂刻一个小圆孔，此类饰片可能也缝缀在织物上。厚1.2厘米（图四四：7）。
此外还出土了30余件各种造型的玉饰片，有双面刻纹，有单面刻纹，大多镂刻有小圆孔。单面刻纹的应缝缀在织物上，而双面刻纹的应为某种饰件上的挂饰（图四四：13~24）。另有瓜子形小玉片90余件。
7. 其他
银钗 4件。均残（图五〇：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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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珠 110余颗。出于死者胸、腹部，可能为胸前挂饰。表面镀金，有的两颗连成一体而呈葫芦状。长0.4、直径0.4、小孔径0.08厘米（图五〇：7~9）。
金环 1件（采：89）。扁平环形，素面，有断痕。外径5.5、内径3.7、厚0.2厘米（图五〇：5）。
象牙饰品 1件（采：69）。平面呈圆形，微凸。磨槽成放射状图案，并在槽内钻小孔。直径1.5、厚0.25厘米（图五〇：14）。
五结语
1. 从临安M25的墓葬形制看，它与以前在杭州发现的五代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罐墓完全相同，可以断定此墓为吴越王室墓。根据前室发现的石志志文的记载，可以进一步确定康陵的墓主人及墓葬年代。志石中记载的“天福四年”之“天福”年号，在五代有两个，分别是“后晋天福”和“后汉天福”，同时符合“己亥”纪年的只有“后晋天福四年”，即公元939年。“吴越国恭穆王后马氏”即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璀元妃。据《钱氏家乘》卷五记载：“天福四年己亥……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于衣锦军庆仙乡”，与墓中志石所记一致。因此，可以确认临安康陵为葬于公元939年的五代吴越国二世王钱元罐妃马氏墓。
2. 临安康陵的发掘是继吴汉月墓、钱元玩墓、钱元璀墓、钱宽墓、水邱氏墓发掘之后，浙江唐五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该墓虽曾被盗，但墓葬结构基本保存完整。综合这几座墓葬的发掘情况，我们可看出以康陵为代表的吴越国中期墓，墓葬形制多采用土坑，石椁，外砌砖拱，墓室分前后室（钱元玩墓）或前中后三室（康陵、钱元璀墓），有别于早期唐末时土坑船形砖室结构（钱宽墓、水邱氏墓）。而晚于康陵13年的吴汉月墓除保留石椁结构外则无外砌砖拱。据此，可进一步研究钱氏王室墓的埋葬制度。
3. 墓内出土了40余件秘色青瓷器，无论从器物种类，还是从数量看，都是秘色青瓷一次空前的重要发现，其在浙江青瓷研究史乃至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康陵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在以往发现的钱氏家族墓中甚为少见。出土的玉器晶莹剔透，雕刻精湛，玉雕花纹具有强烈的写实风格。采用多种琢玉工艺，有立体圆雕、镂空透雕等，特别是平面与镶嵌结合产生的立体玉雕制品，堪称五代制玉工艺的精品。康陵玉器的发现填补了我国这一时期玉器发展研究的空白。
4. 在墓内绘、刻天文星象图，这在钱氏家族墓中普遍存在，至今已经发现了5幅，分别是吴汉月墓、钱元璀墓、钱宽墓、水邱氏墓及康陵。对照记载传统星象的《步天歌》，康陵这幅星象图仅少尾宿[附座]神宫星，而在井宿多刻1星。因而比以前钱氏家族墓发现的天文星象图更加准确、更加完整，而且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幅石刻星象图，它充分反映了五代吴越国在天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 ↑ 张玉兰.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J].文物,2000,(02):4-34+1-2+97-98.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00.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