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
《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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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元月，临湘县陆城通济桥石桥沟出土了南宋石室墓与元代砖室墓各一座。其中石室墓结构严密细致，出土随葬品非常精美。因为当时不久就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故资料未能及时报导。[1]
一、临湘陆城一号墓
编号1965·临·陆M1。墓室顶部为三米高的小封土堆，券顶式石室夫妻合葬墓，头向65度。外表平面呈方形，中间有一道隔墙，分为左右（南北）二室。隔墙砌有直棂窗式的三个长方形孔眼，可以相通。两个并列的墓室均作券顶形，设头龛。墓底分别长2.6、宽1.22、高1.3米，墓壁厚38厘米。墓室除墓底用青砖铺砌外，整个墓壁都是用“麻石”砌成，石块是根据墓室整体设计的尺寸凿制的，形状、大小均因不同部位的实际需要而定。石块与石块之间多使用单膊榫榫合，盖顶与墓壁之间则凿有圆柱形榫孔，榫孔内用铁水浇灌，使之楔合十分牢固；墓底残留水银一层，用以防腐保尸。墓室一端设头龛；男室的头龛较高，女室的头龛较低（图版捌，1）。随葬物置于头龛一带，共有陶瓷器9件，金器9件，银器5件，以及铜镜、铜货币、石砚等。男室靠南，墓内出人物瓶（仓）、长颈瓷壶、瓷碗、瓷碟、石砚和铜钱等。女室靠北，随葬物除了人物瓶（仓）与瓷碗各一件外，其除全部是金银首饰和梳妆用的青铜镜等（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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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簪 可分五式：
Ⅰ式1对。竹节状，折股式。长14.8厘米，重32.9克。
Ⅱ式1件。状如七对小喇叭花，其上满缀小花朵，长14.5厘米，重35克。
Ⅲ式1对。呈腊烛状，外表缀小花朵。长16厘米，重37.9克。
Ⅳ式1件。呈水仙花状，有花六朵；警脚上饰莲花纹。长16厘米，重19.7克（图版捌，6）。
V式1件。簪顶饰鹦鹉，簪脚上部饰莲花纹，背面刻有“彭家工夫”四字。长17厘米，重9.4克。
金挖耳 1件。扁长形，一端尖削，另一端作挖耳状。饰莲花纹。通长16.5厘米。
金凤冠 1件。用金丝组成小花朵，其上饰鸾凤飞鸣，宽约10.2厘米（图版捌，9）。
银钏 4件。通体扁薄细长，卷作十来个圆圈，外表饰浮雕式梅、菊、葵花和牡丹图形（图版捌，2、3、7）。
银链 1件。织作辫子状，一端设有套环。另一端已残，重10.8克（图版捌，8）。
二、临湘陆城二号墓
编号1966·临·陆M2。砖室券顶式，夫妇合葬墓。不设头龛，两室毗连而不相通。头向70度。左右两个墓室等大。内径长2.66、宽1.02、高1.1米。随葬物已扰乱，墓底有印纹青砖一块，其上印有忍冬纹（图四）。墓内残存大小白瓷碗、青白瓷高足杯、青釉瓷碗、青瓷杯、莲花纹青瓷碗、紫色脂棕灰色釉陶瓷。此外还有马牙等（图五）。
三、小结
上述两座墓的时代较接近，其中一号墓出土的货币全部是北宋铜钱，年代最晚的是北宋末期的“崇宁重宝”。而其他随葬物的时代特征又可晚至南宋或元初之际。如长颈瓷瓶见于武昌南宋嘉定六年墓（公元1213年），陶仓的形制又与1963年江西南昌朱姑桥元祐二年墓（公文1315元）出土的“皈依瓶”相似。而时代显得略早。葵花缘双龙纹铜镜则与江西高安南宋宝祐三年（公文1255年）墓出土的铜镜相同（《文物》1959年10期85一86页），根据上述分析，该墓的年代相当于南宋末期。其下限接近元。
二号墓出土的莲花青瓷碗与一号墓二式碗近似，但青白瓷高足杯的造型和釉色类似元代诸器，故其相对年代约相当元代。
上述青瓷碗碟和筒形瓶釉汁莹厚如玉，而具有龙泉瓷特色，类似的龙泉瓷诸器也在岳阳宋墓中出土，其代表作除了筒形瓶外，还出土了葫芦形青瓷壶。此外，1954年桂阳县东门外在距地表2米深处还发现两个大陶坛，窖藏宋元之际的瓷器四十三件。其中除一件白瓷执壶外，其余全部是龙泉式青瓷，计有花草印纹青瓷盘、莲花形青瓷碗、仰莲外折缘印纹双鱼盘、高足杯等。而一般墓葬中则不见出土。可见这种龙泉制品，在当时视为珍品，只有权贵者才能用于随葬，或因特殊事变而将它深埋珍藏。
- ↑ 周世荣.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8,(01):63-65+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