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服饰

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𩑺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𫄨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旂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

中华服饰起源甚早，距今45 000年前已经出现了骨针。在距今25 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他文化遗址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中华先民逐渐摆脱了“衣毛而冒皮”的原始服饰，开始纺织毛、麻、丝等，并用以缝制衣服。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了石制、陶制的纺轮。纺织技术的发展，为服饰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才智创造新的服饰形式。

夏商时期，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随着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形成，初见端倪，逐渐形成了制度框架。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各有分别。天子后妃、公卿百官的衣冠服制、等级制度日益严格。

商周时期，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裳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装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衣服的领、袖及边缘都有不同形状的花纹图案，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有戴卷筒式冠巾、穿华丽服装的商代玉人：交领窄袖衣、衣上布满云形花纹，腰束宽带、腰带压着衣领下部，衣长过膝，腹部悬有一块长方形“蔽膝”。

历代传承的冕服出现于夏商时期，完善于周代。夏商时期的冕服形式缺乏直接的文献和实物材料。《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周代的冕服制度，其中天子的冕服包括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等六种，另外有皮弁服、韦弁服、冠弁服、爵弁服等四种弁服。与之相应往后的礼服也分为六种规格，同时配以不同样式的华丽头饰。在衣服上装饰有日、月、星辰、山、龙、火、华虫（雉）、黼、黻、藻、粉米（白米）、宗彝等十二章纹样。天子日常的服饰有玄端，诸侯于宗庙祭祀时穿着。

春秋战国时期，深衣是一种使用范围较为广泛的衣服，天子、诸侯、文武大臣、士大夫都能穿着，是比朝服次一等的服饰，庶民将其作为礼服来用。日常多用的便装则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袍和较为短的襦。

春秋晚期服饰开始有了较明显的变化，胡服的传入打破了旧的服饰样式。胡服，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有别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的汉族服装，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首先采用这种服装的赵武灵王，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短衣齐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征，这种设计，善于骑射，便于活动，先是在军队里广为盛行。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

这一时期的妇女服曲裾深衣，即上衣下裳相连，并“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呈三角形，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夏商时期出土文物中就已出现鞋的样式，到了周代，周王朝专设“屦人”来管理天子和王后的鞋子，这一时期的鞋子主要有复底的舄，单底的屦。其中以舄为贵，天子的舄又分为赤舄、白舄、黑舄等三种，以白舄为贵。王后的舄以玄舄为贵，其次为青舄、赤舄。另外还有白丝绸做的素履和夏天用葛布做的葛履。靴则是来自西域，胡人骑马射箭时穿着，后来逐渐为中原地区的人群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