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文化局
2003年4月30日，山东省临沂市洗砚池街王羲之故居扩建工程施工中，先后发现两座大型砖室墓（编号为洗砚池1号、2号墓，简称M1、M2）（图一）。市文化文物部门闻讯后立即前往现场勘察保护，并将发现情况向上级报告。山东省文化厅文物事业管理处即派员前来指导，并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临沂市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于当年5月初至6月底对两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1]
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1号墓（M1）
墓葬位于临沂市洗砚池街北侧王羲之故居内东北部。此处为一片高台地，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原最高处高出周围地面约10米，是临沂老城区内的最高点。根据发掘情况，高台地实为墓葬封土，封土现已削去大半，墓顶距现存封土高约2~3米。墓葬周围封土均为夯筑，墓室前的夯土由土层与石灰层交替夯筑而成，整个墓顶铺一层薄石灰。接近墓顶部分的封土为堆筑，其上为夯筑。因扩建工程在墓葬周围已建有新建筑，无法进行勘探和发掘，故整个封土范围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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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葬器物
墓葬保存完整，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有陶、瓷、铜、铁、金、玉、漆器等共273件（套）。以下分室分类介绍。
1.东室随葬品
（6）金银器23件。有环、珰、铃。
金环 8件。M1东：89、95，4件，圆形规整。直径3.9厘米。M1东：101、103，4件，圆形不规整。直径4.5~4.8厘米（图二一）。
金珰 5件。表面有一层绿铜锈。顶部起尖，圆肩，底微内凹。上饰蝉纹，蝉眼凸起，内镶物已脱落，纹饰上布满细小金粟粒。M1东：102，上宽3.7、底宽3.8、高3.8厘米（图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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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铜器30件。有镌斗、洗、釜、鼎、壶、灯、熏、魁、带钩、弩机、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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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机 1件（M1西内∶4）。构件齐全，制作精良，有铭文。郭长11.8、宽3.5、通高14.6厘米。郭面铭文：“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监作吏晁泉牙匠马广师张白□□江子师王阿”，郭侧铭文：“武百六十六”（图四五：4、五三）。
带钩 3件。M1西内：48，钩部饰兽首，腹中部有圆钮，断面为圆形。长11.4厘米（图四五：10、五九）。M1西：76，短小，钩首作鹅首状，腹较肥，纽较大，位于尾部。长3.7厘米（图四五∶9下）。M1西∶92，钩首作兽头状，腹中部有圆纽，腹上有6道凹纹，断面呈半月形。长5厘米（图四五：9上）。
带扣 2件。边框前端半圆形，后端方形，上有卡针。M1西内：43，长4、宽2.6厘米（图六〇）。
（5）铁器有镜、灯、刀、棺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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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首刀 3件。刀身长条形，锈蚀较甚。M1西：80，长120、宽3.3、厚1.8、环径6.5厘米。M1西内：59，已断为三截。长86、宽3.5、厚1.3厘米。M1西内：30，已断为两截。长88、宽4、厚1.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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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银玉器87件。有金珰、镯、指环、簪、钗、铃、珠、银铃、玉剑璏等。
金珰 4件。M1西内：24，顶部起尖，圆肩，底微内凹。上饰蝉纹，蝉眼凸起，纹饰上布满细小金粟粒。上宽3.8、底宽3.1、高4.2厘米（封面）。
金镯 4件。M1西内：33、44、49、50，大小相近，圆形不规整。外缘饰密集的齿轮纹。直径5.5~6厘米（图六八）。
金指环 11件。M1西内：61，圆形大多不规整。直径1.4~1.7厘米（图六九）。
金簪 2件。M1西内：28、29，大小相同，长条形，簪首为球形。长14厘米（图七〇）。
金钗 2件。弯成双股，截面呈圆形。M1西内：25，长4.2、宽1.6厘米（图七一）。
金珠 43粒。M1西内：38，圆球状，较小，中间有细孔，两端略磨平。圆径0.6厘米（图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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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钗 5件。灰白色，可能是锡铅合金。弯成双股，截面呈圆形。M1西内：20，长4.6、宽1.9厘米（图四六：2）。
玉剑璏 1件（M1西：67）。有残缺。玉质白色，局部土沁泛褐色。璏面浅浮雕有兽面纹及变形云纹。长7.1、宽2.6、高1.2厘米（图六五）。
玉珠 2件。扁球形。一件绿色，一件灰白色。器身有6道瓜棱纹，中有穿孔。M1西内：57，径0.6、高0.5厘米（图六六、六七）。
二 2号墓（M2）
M2位于M1西35米处。该墓因两次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但墓葬的形制结构保存完整，规模较大。从清理的两具骨架来看，该墓应为夫妻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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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随葬器物
墓内出土瓷、陶、铜、铁、金、云母等质地器物32件（套）。以下分类介绍。
（3）铜器6件。有虎子、铃、削、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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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 1件（M2：5）。长条形，一端稍粗，头扁平。长19.2厘米（图八五：1）。
三 结语
洗砚池晋墓是近年山东地区汉晋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两座墓葬均为砖室券顶墓，墓室形制结构保存之完好，规模之大，为山东地区汉晋时期大中型砖室墓中仅见。尤其是M1出土文物之丰富，种类之多，制作之精美，在全国晋墓中也属罕见。此次发掘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墓葬形制来看，M1为双室并列，这种结构的墓葬较为少见，可资比较的有江苏南京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墓[1]，其墓葬形制为双室并列，与洗砚池M1形制大致相似，但墓葬的东西两室之间有一过道相通。而洗砚池M1虽为双室并列，但两墓室之间互不相通，各自独立。又值得注意的是M1墓室铺地呈龟背状隆起（M2同），这种高出平面的弧形棺床形式，在山东地区晋代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全国也较为少见。这种形制具有典型的地方特点。
从M1内发现的三具人骨架来看，均为未成年人。其中东室所葬两具人骨，一具为2岁左右的幼儿，另一具则为不满周岁的婴儿；西室墓主正处于换牙时期，乳齿已掉，恒齿才出，年龄约在6~7岁之间。为未成年人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墓室，随葬品如此丰富，实属罕见。可知其墓主人身份之尊贵。
M1随葬品有铜器、瓷器、陶器、漆器、金银器等，共计270余件（套）。从出土的铜器造型和纹饰来看，如锥斗、熨斗、洗等，多有东汉遗风。其他器物，如魁、三足炉、空柱盘等，又多是西晋墓中常见的器物。尤其是空柱盘，在洛阳等地多见有陶空柱盘[2]。墓中出土的仙人骑狮器应为灯座，其造型优美，制作精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出土的瓷器多为青瓷，组合以盘口壶、鸡首壶、碗、钵为主，一些器物造型十分精美。除部分钵的釉色呈灰白色外，其他大多釉色泛青，个别釉色泛黄，胎釉结合好，表面呈玻璃状。东吴、西晋时在浙江绍兴、上虞、余姚、萧山一带有着发达的造瓷业，此地属古越州，故名越窑。越窑系瓷器特点是胎较厚，胎质坚硬细腻，呈灰白色，釉色泛青，纯净，胎釉结合牢固[3]。洗砚池晋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正符合了这些特点，因而推测这些瓷器应属越窑系产品。从造型和纹饰来看，其特点是短颈，器腹扁圆，纹饰以压印带状斜方格网纹、菱形纹、芝麻花联珠纹等。部分器物贴印铺首、兽首等，系耳面印划叶脉纹等，这些均为典型的西晋器物特征，与江浙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作风一致。其中鸡首壶造型优美，盘形口，圆腹如球状，鸡首无颈，尖嘴，相对处贴尾饰，无鉴。这些均为西晋晚期的特点。出土的酱釉壶应为贮放香料之用，与洛阳西晋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4]。一件青瓷胡人骑狮水注，造型奇特，釉色莹润光亮清雅，为此次出土物中最为精美之器。
在出土的漆器中，部分器物的底部有朱书文字。如“大康七年李次上牢”、“大康八年王女上牢”、“十年李平上牢”等字样。“大康”即“太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太康七年即286年，八年即287年，十年即289年。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铜弩机，上有“正始二年”（241年）等铭文。如以最后年号为上限，则该墓最早年代为太康十年（289年）。
墓中还出土了部分金银饰物，有金珠、金镯、金环、金铃、金簪、金钗、金珰以及银铃等。而值得注意的是，金珰作为饰品，更显示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还有用琥珀、炭精雕刻的小兽，或称辟邪，均为装饰之物。这些饰物多出现于东晋早期的墓葬之中，而尤以南京地区发现最多。如江苏南京富贵山六朝墓[5]，南京仙鹤观东晋墓[6]，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7]等，与洗砚池M1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为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初步认为，该墓的相对年代以定为西晋晚或东晋早期为宜。
M2为带甬道的单室墓，尽管该墓早年两次被盗，但墓室结构依然保存完好。这种带甬道的单室券顶墓，是六朝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地域的不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传统文化和自然条件等因素，这一时期的墓葬各地也存有一些差异，如江浙地区出现的“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墓[8]，中原地区的平面呈方形或有前后室均为长方形的“四面结顶式”墓[9]，与洗砚池晋墓都有明显的差别，而洗砚池晋墓独特的形制结构，对研究晋代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和分型分期都增添了新的资料。
由于M2两次被盗，随葬品所剩无几，但从出土的瓷器中，均可看出浓厚的西晋作风，与M1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尤其是出土的一件黄釉龙柄灯，造型别致，较为少见。还有出土的金器、玛瑙、水晶、云母等饰物，多是东晋早期出现的器物。因此，M2与M1的年代大致相同，两墓相距时间不会太远。故M2的年代也应为西晋末或东晋初年。
从M2墓内出土的二具骨架来看，均为成从M2墓内出土的二具骨架来看，均为成年人骨架，应为夫妻合葬。规模如此之大的墓葬，墓主当为豪门望族。
综上所述，洗砚池晋墓的发现，对研究这一地区晋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探讨晋代墓葬形制、葬丧习俗和随葬器物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丰富而又确切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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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沂.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J].文物,2005,(07):4-37+97-2+1.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05.07.001.
